什么是经筵制度？张居正和高拱都参加过？

今日，迷奇闻网的小编将带领大家一项独特的制度——经筵制度。这一制度，究竟是什么，又是为何而存在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历史深处的小秘密。

经筵，这个看似深奥的词汇，其实质是为皇帝量身定制的研读经文史籍的“私塾”。与一般私塾不同的是，经筵只为皇帝一人服务，堪称是对皇帝的专属教学。在中国古代这个高度集权的君主制社会中，皇帝的地位举足轻重，其决策能够影响天下。皇帝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那句“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深刻揭示了帝王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只有明白历史的兴衰更替，皇帝才能更加明智地制定政策，更好地治理国家。

经筵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汉代。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形成正式的制度，但官员们已经开始了为皇帝讲解经文历史的实践。如果要追溯第一人，那无疑是西汉昭帝时的给事中。他向汉昭帝讲解了《诗经》，赢得了皇帝的喜爱，从而得到了提升。自那以后，讲经说史成为了皇帝的日常工作，几乎每朝每代的皇帝都会接受这样的教育。

到了时代，讲经说史开始有了专门的词语——侍讲。在史书中，我们常能看到诸如“侍讲禁中”“侍讲光华殿”等词汇。虽然那时侍讲还只是作为一个词语存在，而非官职，但已经预示了经筵制度的萌芽。到了魏晋时期，出现了专门的“侍读博士”，但这一职位并非专为皇帝服务。

真正将侍讲学士定为官职的，是唐朝。穆宗时期，韦处厚、路隋等人担任侍讲学士，标志着翰林官开始参与讲读。而宋朝则是侍讲制度的又一鼎盛时期。经筵所的诞生，标志着经筵制度的正式形成。科目、时间、场所和官职都逐渐规定下来。

明朝是经筵制度发展的鼎盛时代。最初，讲经说史并没有固定的时间、地点和官职，大多是根据皇帝的喜好和空闲时间来进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筵制度逐渐完善。张居正和高拱等内阁大学士的参与，更是证明了经筵制度的重要性。到了清朝时期，经筵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和完善。杨廷和、杨慎和杨维聪三人的上书得到了太皇的支持，正式设立了经筵官。他们规定了一个月三次的固定讲经时间，并设立了日讲，以确保皇帝每天都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经筵中所讲述的书目并非随意选取，而是经过内阁和皇帝的筛选后确定。这些书籍包括政治典章、帝王之道等。除了《大学衍义》这种强调帝王品格的书外，皇帝还需学习儒家经典以及历代治乱兴衰的相关内容。这些都属于重点学习的知识。

担任经筵官的并非泛泛之辈。因为需要经常与皇帝接触，尤其是小皇帝的心智尚未成熟，易受亲近之人的影响。经筵官必须是“必选正人”，不仅学问要好，人品也要过硬才能成为皇帝的“老师”。

到了明神宗时期，明朝的经筵制度才真正达到了鼎盛。张居正作为明朝的首辅大臣，对经筵制度的推广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的智慧和努力，使得经筵制度成为了一种深入人心的、对皇帝成长至关重要的教育体制。这一制度不仅为皇帝提供了知识的滋养，更为国家的繁荣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皇室的日常生活中，除了每月固定的视朝之外，小皇帝还必须到文华殿聆听经史讲座。这一时期，张居正的影子无疑是最为显著的。可以说，在他执掌大权的日子里，经筵制度的执行达到了巅峰状态。随着他的离世，皇室的这份学习热情仿佛也随之消退，经筵制度逐渐被“冷落”。

除了沿袭古代的《大学》《中庸》等必修课程之外，张居正还特别为小皇帝精心编写了专用教材——《帝鉴图说》。据他所述，此书汇集尧舜以来天下善事八十一例，恶鉴三十六例，旨在警示小皇帝以史为鉴。可见，张居正不仅关心小皇帝的文化素质教育，更重视其品德修养。

那么，为何像张居正和高拱这样的重臣要参与到皇室的学业中来呢？内阁大学士本身就有参与此事的职责。皇帝的学业至关重要，必须得有能力的重臣参与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通过教育和引导皇帝，重臣们有机会与皇帝建立深厚的感情纽带。就像张居正对待万历皇帝那样，生前你是辅政良臣，即使死后也能留下深远影响。虽然也有像万历皇帝那样对张居正产生极端的反感，但这种情况仍是少数。大多数皇帝还是会记住那些为他们付出心血和努力的臣子。

张居正的教育方式不仅仅是一本书、一堂课那么简单，更是一种理念的传递、一种责任的担当。他的付出，为后世树立了榜样，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启示：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品德的塑造。对于小皇帝而言，张居正既是严师，也是挚友，更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