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贵为一国之君 皇帝为什么要自己写下罪

【了解古代罪己诏，揭示皇帝心路历程】

你是否对古代的天子皇帝所颁布的罪己诏感到好奇？今天，让我们跟随风趣网小编的脚步，深入了解古代罪己诏的背后含义与皇帝的真实想法。

在古代社会，“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古代帝王贵为天子，掌管着国家的一切事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王朝遭遇大灾大难，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皇帝往往会选择颁布罪己诏，向内外宣告自己的过失。

《左传》中提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商汤反省自己的错误时曾说：“罪当朕躬，弗敢自赦。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这是历史上最早“罪己”的帝王。

那么，为什么古代帝王要颁布罪己诏呢？他们真的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

在古代，帝王被认为是“奉天承运，受命于天”的统治者，是上天派来管理世间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他们往往将各种天灾视为上天的警示，认为是自己的过失所致。例如，在太康七年（286），一位帝王曾下诏说：“比年灾异屡发，日蚀三朝，地震山崩，邦之不善，实在朕躬。”他将自己的错误与天灾相联系，以此表达自责之情。

董仲舒主张“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认为君主是受上天的旨意来世间进行统治的。当灾难降临时，他认为是君主的过失所致。在他的理论中，“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帝王们往往会通过颁布罪己诏来反思自己的过失，以此约束自己的行为。

历史告诉我们，董仲舒的这一理论并不能真正约束那些肆意妄为的帝王们。在强大的帝王权力面前，连董仲舒自己都差点丢了脑袋。皇帝在罪己诏中往往表现得痛心疾首，但真正能否辞职让贤却是另一回事。史载昭帝元凤三年（前78），一位大臣试图借泰山大石自立的奇迹劝昭帝禅让贤人，结果却以妖言惑众之罪被处罚。

司马光评价说：“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面对这样的批评，汉武帝在晚年发布了《轮台罪己诏》，表达了自己的悔意。罪己诏的实质在于收买人心，“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大部分罪己诏都是给百姓看的表演秀而已。

古代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长期以来尊君卑臣的观念深入人心。儒生们认为，“人主无过举”。即使皇帝犯了错误也不能公开纠正。在强大的君权面前，大臣们往往寄希望于上天的警告和帝王的道德修养。然而亡国之君往往在事态严重到一定程度时才想起颁布罪己诏。这时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例如宋徽宗在亡国时才后悔自己的行为已经太晚了。龚明之的笔记《中吴纪闻》记载了宋徽宗面对指责时的尴尬场面。

总的来说古代帝王的罪己诏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手段用以收买人心而不是真正反省自己的错误在实际操作中能真心改过自新的皇帝寥寥无几因此天人感应并不能真正约束那些肆意妄为的帝王们。这是一篇深具批判性的文章，揭示了儒家理论对君权的限制在现实中如何被打破，并转化为帝王表演的工具。在权力的游戏下，儒家原本对君权的限制变得空洞而形式化，讽刺的是，这种原本用于制约君权的理论，如今却被用来粉饰太平，甚至将天灾视为上天的意志，使得君臣无所作为。

李提摩太在1878年的观察中深刻指出，中国的先贤哲人曾因为公众所遭受的灾害谴责皇帝。然而现今的官员却把无法挽救的饥荒视为上天的旨意，这不仅是逃避责任的表现，更是对民众苦难的漠视。他们以此为借口，声称无能为力，这无疑是令人痛心的。如果官员们能够振作精神，尽职尽责，积极学习其他国家的赈灾经验，那么灾荒并非不可挽救。

儒生的傲慢自负、门徒的无所作为以及他们与风水先生的迷信，确实是一种罪过。在这种氛围下，亿万民众陷入了毁灭的境地。这是一种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和对民众苦难的无视，使得儒家理论原本的仁爱和关怀变得空洞。

李提摩太的批判是尖锐而深刻的。他的观察揭示了中国社会在面对灾难时的无力与迷茫，也揭示了儒家理论在现实面前的困境。他的批判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儒家理论的一种重新审视。他的声音是对冷漠与麻木的警醒，是对亿万陷入毁灭境地民众的呼唤。

这篇文章是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儒家理论的一次重新解读。它呼吁人们从傲慢与自负中醒来，从迷信与无知中解脱，真正承担起责任，面对现实，为民众的幸福而努力。这是一篇深具批判性、引人深思的文章，值得我们深入阅读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