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律法规定：没钱的男人不能离婚，结婚后有

大唐王朝的李氏家族，从太原起兵开始，便逐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他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纷争。在大唐律法的制定过程中，他们不断适应形势，逐步完善法律体系。

《武德律》是李渊在武德七年推出的首部律法。不久之后，李世民继位，觉得《武德律》对百姓过于严苛，于是在此基础上推出了《贞观律》。随后，李治等人在《贞观律》的基础上，进一步编纂了《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汇集了李渊、李世民、李治三代帝王的心血和智慧，是我国法律史上水平最高的法典，没有之一。它的地位和价值，就像东方的明珠一般，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这部法典对于东方的意义，犹如《罗马法》对于西方的意义。今天，我们通过对《唐律疏议》中的《户婚律》进行解读，来感受这部法典的魅力和智慧。

在古代社会，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男人只能有一个正妻，同时可以有若干个小妾。小妾的数量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着严格的规定。国公级别的人，只能拥有四个小妾，且这些小妾由朝廷供养。如果小妾的数量超过了限制，那些额外的女子只能被称为侍婢，也就是通房丫头。

《户婚律》对妾和婢的地位做了明确的界定。妻子是丈夫的平起平坐之伴侣，可以与之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而妾和婢则完全不同，她们的地位卑微，没有保障。妾可以被买卖，而婢则连陪葬的资格都没有。一旦成为妾或婢，她们就失去了转正的机会。

在李世民家族制定的婚姻法中，正妻的地位得到了强有力的保护。男人不能随意离婚，只有在满足一定条件下才能休妻。这些条件包括正妻犯了“七出之条”，但还必须没有“三不出”之条。男人在休妻时必须取得妻族的同意，并保障正妻离婚后的生活来源。这样的规定让男人离婚的成本变得非常高，使得大多数普通男人不敢轻易离婚。

除了对正妻的保护，李世民家族制定的婚姻法还强调了儿媳对公公婆婆的责任和回报。儿媳在照顾好公公婆婆的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如果儿媳在公公婆婆生病时照顾他们，并在他们去世后守孝三年，丈夫就不能与她离婚。这就是所谓的“与更丧三年者，不出也”。

在古代社会，人们以孝治国，儿媳伺候公公婆婆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李世民家族制定的婚姻法也强调了这一点，并规定了三种情况下丈夫不得休妻。其中一种情况是“娶时贫贱出时贵，不出”，也就是说，当妻子陪伴丈夫度过艰难岁月后，丈夫发达了也不能轻易离婚。这样的规定体现了对共同经历风雨的夫妻的尊重和保障。

《户婚律》作为《唐律疏议》的一部分，体现了古代社会对家庭关系的重视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通过解读这部法典，我们可以感受到古代法律的智慧和魅力。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户婚律》中明确规定，一旦妻子背叛丈夫，被捉奸后，那所谓的三不出条例便不再适用于她。当妻子为丈夫献上那顶象征草原风情的帽子时，丈夫有权无条件地提出离婚。

深究李世民家族所订立的婚姻法，可以发现只要正妻不出现重大过错，丈夫休妻的机会微乎其微。即便丈夫决心离婚，也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样的法律规定，无疑为正妻的权益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有效地杜绝了小三插足的可能性，也为那些无稽之谈般的休妻理由堵住了门路。

孔圣人曾言：“六礼备，谓之聘。”一场六礼齐全的婚礼，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神圣与承诺。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生则同床、死则同葬的誓约，更是一种生命的交织与命运的连结。

古代的婚姻习俗中，纳采（提亲）、问名（问生辰八字）、纳吉（合生辰八字）、纳币（给彩礼）、请期（选吉日）、亲迎（拜堂成亲）的“六礼”流程被视为一丝不苟的仪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现代人视之为繁文缛节，逐渐抛弃了这一传统。

但在我眼中，我们中国人的婚礼，仍然应该坚守六礼的程序。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更是对婚姻本身的敬畏与珍视。婚姻，不仅仅是一张证书或一场宴会，它更是一种承诺、一种责任，是两颗心灵的交融与共生。

通过遵循六礼的程序，我们能够在婚礼的仪式中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承诺。每一步流程，都代表着夫妻间深厚的情感与未来的期许。即使时代变迁，科技发达，但婚姻的本质不变，依然需要我们的珍视与呵护。让我们在寻找人生伴侣、步入婚姻殿堂时，不忘初心，坚守传统，用六礼的程序来见证我们的爱情与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