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年间英国使团朝见风波-皇帝怒罢多名高官

早在清朝初期，即三十七年（1698年），中国人就开始与英国人有所交往。当时，面对日益增多的远洋客商，清建立了海关，这也为英国商人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契机。

在初次的交流中，由于路途遥远、航海技术相对落后等原因，英国商队基本上一年也难以来到中国一次。在三十一年后的七年（1729年），英国商队开始频繁往来于中英两国之间，双方贸易往来逐渐增多。

七年（1742年）冬十一月，一支英国船队在海上遭遇暴风雨，漂流至广东沿海的澳门。当时的两广总督策楞以友好态度接纳了这些不速之客，并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从乾隆二十年起，英国商人开始大量出现在定海、宁波等海港码头。出于国内需求，地方对英国商人的商品购买数量进行严格限制。此后数年，英国商人多次请求其他地方允许他们通商，但商品买卖数量依旧受到严格限制。

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英国国王也加入了商人的队伍。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国王派遣使臣马戛尔尼等来华，以朝贡的名义请求在沿海地区设立通商港口及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清的回应是简洁而明确的“不许”。

七年至十三年间，英国海军多次出兵试图侵占澳门，甚至其军舰冲击清军海防前沿阵地虎门和黄埔。但最终，由于畏惧清的经济制裁，英军退出了澳门。

嘉庆二十一年夏六月，英国国王第四次派遣使臣来华。由于当时双方未建立外交关系，且没有互设办事机构，使团抵达广东后需由两广总督上报朝廷。不幸的是，两广总督蒋攸銛恰好不在任上，前往京城汇报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暂掌广东大权的广东巡抚董教增答应接见英国使团。

在双方会见前，礼仪问题成为争执的焦点。广东巡抚董教增希望英国人能行跪拜大礼，但英国使团团长加拉威礼拒绝接受。因为英国人从未有双膝下跪的习惯，认为这样做是对人性的不尊重。经过几天的争论，主人董教增最终同意了英国人的要求。

于是，广东的高级官员们一起接见了英国使团，场面威严而隆重。见面后，英国使者加拉威礼主动上前行礼，只是“免冠致敬”。一旁的翻译解说完后，董教增起身回礼，并答应尽快将他们的请求上报给嘉庆皇帝。

当董教增的奏折送到嘉庆皇帝手中时，英国的贡使和副贡使已经乘船到达天津。嘉庆皇帝立即派户部尚书和工部尚书前往天津迎接，并命令长芦盐政广惠亲自伴随贡使进京。

经过一夜的颠簸，使团抵达北京郊外。由于长途旅行和部分英国人从未受过如此颠簸，使团主要负责人罗尔美都病倒了。眼看早朝在即，户部尚书和世泰非常焦急。他打算让副使马礼逊前往朝见嘉庆皇帝，但马礼逊是个非常较真的人，坚持自己不穿朝见衣服就绝不朝见皇帝。而装着朝见衣服的车子还在路上。经过一系列的波折和谈判最终为两国之间的交流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为未来的交往奠定了基础。面对英国贡使的突然生病，户部尚书和世泰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这位在官场摸爬滚打数十年的老油条，一时间也难以找到应对之策。他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怎样向皇帝交差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他赶紧进入皇宫，向嘉庆皇帝汇报了英国两位贡使的身体状况。皇帝听闻两位负责人皆因病无法朝见，便决定免去他们的朝见礼仪，毕竟身体健康才是第一位的。这一事件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英国的贡使不仅未能见到嘉庆皇帝，连他们带来的礼物也未得到皇帝的接纳。反而被长芦盐政广惠半陪伴、半押解地送回了广东。通常情况下，外国使团的到来应受到大清皇帝的热烈欢迎，使团回去时还会赠送礼物，以展示天朝的友好和恩泽。

但嘉庆皇帝的做法并非无的放矢。随着英国贡使的国书一同送到皇帝手中的，还有广东巡抚董教增的奏折。嘉庆皇帝在阅读国书内容后，脸色大变。他愤怒地发现，英国的国书竟敢于和他称兄道弟，这完全超出了他对于藩邦的期望。他还对两位使者同时生病表示怀疑，觉得这背后一定有故事，很可能是英国人对他有所轻视。

嘉庆皇帝的怨恨与愤怒使他决定不与英国人交好。在罗尔美等人离开京城之后，事情的真相才透露出来。嘉庆皇帝得知，这并不是贡使的过错，而是自己的大臣在中间搞鬼。他当即下旨，恢复了英国使团的所有优良待遇，不仅收下了他们的贡品，还赠送给英国国王许多礼物。

愤怒未消的嘉庆皇帝，对户部尚书和世泰、工部尚书苏楞额以及长芦盐政广惠进行了严厉的惩罚，将他们革职查办。这一事件不仅展示了嘉庆皇帝的智慧和对礼仪的尊重，也反映了当时国际交往中的一些复杂情况。嘉庆皇帝的做法虽然有其独特的背景和个人情感因素，但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教训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