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的低薪制与科举制有何关系？

古代官员的低薪制与特权制：封建官僚体系的腐化趋势解析

为何封建官僚机构如同铁在空气中生锈、刀在使用中变钝，呈现一种不可抗拒的腐化趋势？这与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机构的两个核心特征息息相关。

为了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权力往往被赋予一部分社会成员，这些成员大多来自地主阶级。在权力影响力大于经济影响力的社会背景下，权力本身很容易成为掌权者的腐蚀剂。这种现象在一人权力至上的社会尤为明显。

为了建立庞大的官僚体系而避免国家负担过重，对官员采取了看似矛盾的政策：一方面按照官僚等级划分封建特权，另一方面实行普遍的低薪制度。这两个特点共同导致了官员贪赃枉法、假公济私等问题的频发。

除宋代官俸禄较为优厚外，其他朝代的俸禄都不算太高。以汉代为例，官员年支出俸禄仅20余万，平均每人每月仅1389钱，这还不及被雇的杂吏的收入。这样的低薪制使得官员生活拮据，不得不寻求其他收入来源。

以唐代开元时代的九品官为例，其年收入仅35800文左右，即使供养一个十口之家也捉襟见肘。如果家中人口众多，生活将更加清苦。即使是权势显赫的人物，如杨贵妃之兄，如果只依靠官俸收入，生活也会相当艰难。著名清官海瑞在任知县时，尽管身为二品大官，死后却连置棺之资都无力筹措，足见明代官僚生活的窘迫。

与低薪制度并行的是封建特权，这些特权与官员的品级高低密切相关。一旦获得功名，哪怕是最低级的生员，也可享受免除徭役、见官不必行大礼等特权。宋代特权更为严重，官员除了优厚的俸禄外，还享有各种补贴和极高的办公费。

除了经济特权，高官还享有门荫权，甚至在法律司法上也享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这意味着官员在法律的制裁面前享有特殊待遇，可以按照品级高低缴纳一定数额的银子来抵罪。

封建官僚体系中还有吏员这一群体。他们不算国家正式编制，大多由没有功名的下层知识分子充当。尽管他们不享有特权，却常常需要处理大量繁琐的行政事务，如催租催赋、摊派徭役、捕人捉拿以及处理民事纠纷等。这使得他们很容易利用为官府办事之机进行贪污。北宋末年，吏员甚至大行受贿之事，成为地方基层的土皇帝、地头蛇，欺压百姓，榨取油水。

一方面是封建特权的有权就有一切，另一方面是表面的低薪制，这就构成了一个官僚机构区域腐化的巨大利益网。封建特权的存在使得官俸地位成为儒生刻意追逐的目标。一旦获得功名，哪怕是生员这种最低级别的功名，也能获得最低的政治身份和特权的荫护，从而得以保家置产。这种利益驱动使得许多人孜孜以求科举功名，加剧了封建官僚体系的腐化趋势。在旧时的中国封建体制中，低薪制不仅未能抑制官僚队伍的膨胀，反而催生了一种独特的官场现象。这种制度使得更多的士人愿意投身官场，渴望攀附权贵，因为他们一旦跻身官僚之列，便能借此机会扶植亲信，建立自己的社交网络。这种网络错综复杂，以权力为纽带，形成了一张张牢固且有影响力的关系网。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不难发现一些官员在官场得意之时，亦积累了巨额的家财。比如幸臣、唐代盛世下的某些高官以及北宋末年的“六贼”，他们无一不是富甲一方的大富豪。这些官僚不仅在权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是土地兼并、私利谋取的主要力量。他们的权力与财富的增长往往是同步的。

并不是所有的官僚都能如我们所见的那些权势显赫者一般。那些能够坚守清廉节操的官僚，如明代的海瑞和况钟，虽然在经济上可能并不突出，但他们却以清廉和有为赢得了人们的赞誉。这样的官员无疑是极其稀有的。

不难看出，为了维持封建社会的统一和稳定，封建国家必须依赖各级官僚来管理土地及其他事务。这些官僚自身也存在问题。他们既是权力的拥有者，也是私利的追求者，更是土地的兼并者。这样的角色冲突使得封建社会的结构变得复杂而脆弱。

每当社会出现矛盾和问题，封建国家往往采取增加机构和人员的办法来加强控制。这种做法忽视了低薪制和特权制的弊端。机构人员的膨胀反而加速了腐化过程，使得封建社会危机更加严重。这种局面往往适得其反，因为权力的过度集中和官员的腐化往往会破坏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低薪制在封建社会中起到了复杂的作用。它不仅促使更多人投身官场，也加剧了官场的腐化和社会危机。对于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来说，如何平衡权力和利益，如何制定合理的官员薪酬和特权制度，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