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除了科举考试能当官外 还有一种最直接最暴

在古代，做官这件事在老百姓眼中始终是令人羡慕的，因为它不仅代表着尊贵的社会地位，更意味着丰厚的俸禄。人们常说“长大做官，光宗耀祖”，这也反映了平凡人家对后代抱有的最大期望。今天，我们来一起探寻古代当官的真实面貌，尤其是那些不同寻常的做官途径。

古代的官员选拔并非只有单一的渠道。除了我们熟知的科举考试外，其实还有诸如封荫、推选以及捐纳等多种途径。其中，“捐纳”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买官，虽然在现代社会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在古代确实存在这种不光彩的现象。

“银钱易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随着朝代的更迭，这种不正规的做官方式时断时续地发生。到了封建帝制统治末期，捐纳制度达到了最盛行的时期。在清朝，想要做官主要有四条路径：科举、封荫、推选和捐纳。

科举考试的艰难程度，想必经历过大型统考的人都知道。封荫则是一种世袭的制度，基本上出生后就能决定是否能做官。推选则受到地方官员或名门望族的控制，有点类似于世袭。而捐纳则相对容易得多，只要你有足够的银两，就可以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得官职，这也被看作是有钱人的游戏。

在我们的认知中，买卖官职无疑是最黑暗最混乱的行当。但在清朝，由于国库空虚，这一做法从年间一直断断续续进行了二百年左右。清朝首例卖官事件发生在康熙四年，由于战乱和灾荒，清廷为了筹集银钱和粮食，颁布了法令允许民间富裕人士通过捐献来获得官职或保送读书的机会。

这一买卖官职的先例一旦开启，便风靡全国，规模越来越大，捐官的价码也翻了几倍。买卖对象从民众扩大到了公职人员，级别也是越买越高。朝廷对此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硬性规定捐纳的时间、官职的等级等。但即便如此，仍然无法遏制这一现象的蔓延。

那么，想要购买这些官职需要捐多少银钱呢？古代卖官被称为“赀选”，即向交纳一定的财货就能拜官授爵。在乾隆年间，明码标价的官职价格令人震惊，例如八品县丞约千两，七品知县则要四千多两。富人花了这么多银两买来官位后，自然要想方设法大肆搜刮，以收回成本。

捐纳不仅填补了官员的空缺，也给紧张的国库带来了些许缓冲作用。这一现象也导致了官场乱象的出现。许多候补之官为了早日上位，不得不继续投资运作，贿赂关节。虽然捐纳丰富了国库，但官场乱象所带来的恶果也是不容忽视的。捐纳上位的官员往往贪腐严重，使得百姓生活困苦、怨声载道。

古代做官的途径多种多样，其中一些途径如捐纳虽然能暂时缓解国库紧张的状况，但却带来了官场乱象和百姓的不满。这也提醒我们，选拔官员应该注重德才兼备的原则，而不是仅仅看重财富和权力。长久之下，国家若陷入混乱，贪慕权力者倾家荡产以买官职，恶性循环，无疑成为治国之败笔。对于清朝而言，这种败笔留下的历史记载寥寥无几，仿佛是一段被刻意遗忘的过往。这一现象的严重性不容忽视，它侵蚀着国家的根基，破坏着社会的稳定。

清廷或许也深知其危害，然而面对国库空虚的困境，却无更好的对策。毕竟，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唯有官位不应成为商品被买卖。晚清思想家冯桂芬对此有着生动的描述：近年来买官卖官之风盛行，吏治败坏。一旦吏治败坏，便频繁出事，解决问题需耗费大量财力，财政紧张之际，只好加大卖官力度，国家岂能不乱？

清朝的官位买卖现象严重，这不仅仅是清朝独有的问题。历史上其他时期也有类似现象，但清朝更为突出。随着时代的变迁，权力的诱惑和财政的困境使得这一问题愈发严重。捐纳买官不仅导致官场腐败，更使得国家失去真正的治理之才。当权力成为商品，国家的未来堪忧。

从《宋书邓琬传》中，我们也能窥见买卖官职的危害。邓琬因贿赂上位，滥用职权，导致国家混乱不堪。他的行为不仅玷污了官场，更败坏了国家的根基。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而买卖官职的危害也是众所周知的。

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必须认识到官位买卖的严重性。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关乎国家未来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只有根除这一顽疾，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智慧。我们应该借鉴历史经验，加强法制建设，严惩腐败，提高官员的待遇和地位，从根本上解决官位买卖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繁荣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