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复工复产后居民出不去回不来

随着复工、复产、复商的稳步推动，上海市民逐渐走出小区，重返工作岗位的意愿愈发强烈。这是上海恢复常态化的必然趋势，是经济急需复苏的必然要求，也是个人保障生活的必要举措。近期“新闻晨报•周到帮办”收到了大量市民关于复工者出入小区的困扰反馈。

有的复工者申请轮换回家却被拒之门外，有的虽能回家却不得再出，还有的小区干脆封锁，禁止复工者返回。尽管《上海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第二版）》对复工人员返回小区做出了明确规定，但实际操作中仍存在问题。

家住嘉定区马陆镇的彭女士反映，其先生所在企业虽已允许其回家轮休，但在返家过程中却遭遇了层层阻碍。尽管公司出具了返回证明，但居委会仍要求提供区防控办的盖章材料和复工证（轮换）。这让彭女士感到困惑，她无法理解为何企业复工人员返家所需满足的条件比党政机关复工人员更多。她在尝试联系区防控办和拨打市民热线后，仍未能解决问题。

而在一些小区，如宝山区的乾溪一村，更是实行了只出不进的政策，除非是一线防疫人员，否则居民暂时无法返回小区。而在浦东新区的某些小区，虽然相对宽容，但居民无论离开还是返回小区都需要持相应证件，并需遵守一系列规定。这些规定让不少复工者感到困惑和无奈。

除了复工者，外地返沪人员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市民孙女士反映，其从河北返沪的母亲在回到小区门口时被保安拦下。此类情况并不鲜见，许多外地返沪人员都面临着无法进入小区的困境。

这些问题的出现，无疑给上海的复工复产道路带来了堵点和绊脚石。为何会出现越往下越层层加码的现象？居委会或其他小区自治组织是否有权力关上小区的大门？这些问题亟待解答。

面对这样的情况，不少市民呼吁相关部门能够公示相关信息，让他们清楚知道复工复产的相关政策和流程。他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理解一个家庭的正常诉求，尽量简化流程，方便复工者进出小区。

对于外地返沪人员被拦在小区门外的情况，相关部门也应引起重视。在疫情防控的也要考虑到这部分人群的实际困难，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确保他们能够顺利返沪并回家。

上海的复工复产道路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和困难，需要各方共同努力，理解复工者的困扰和诉求，简化流程，方便大家进出小区，确保复工复产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浦东家中的孙女士焦急地拨通了淞南九村居委的电话，得知返沪人员未报备不能进入小区。孙女士与居委工作人员反复交涉，询问如果老人不能回家，该如何安置。工作人员除了表示老人不能进小区外，对其他的询问一概不知。

一位六十多岁的阿婆在小区门口等待多时，孙女士的妈妈无奈前往附近的派出所求助。警察虽感同情，但无法提供更多帮助。孙女士焦急万分，不断寻求各种途径寻求解决办法。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阿婆决定尝试“硬闯”回家。她带着两个大行李箱进入小区，保安紧随其后劝说其先与居委联系。阿婆来到居委后，诉说了自己的委屈。居委工作人员查看了她的核酸报告和行程码后，经过一系列沟通和协调，最终同意阿婆回家，并要求其进行五天居家健康管理。

虽然阿婆最终得以回家，但孙女士对居委的处理方式感到非常气愤。她质疑为何进小区如此困难，并指出居委工作人员在过程中并未主动关心阿婆的情况。

市人大代表潘书鸿认为，当前防疫过程中存在小区与小区、居委与居委会之间的差异，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则，导致市民感到无所适从。他强调防疫应与法治理念相结合，居委会作为居民自治组织应依法执行操作，不得自行层层加码。

潘书鸿指出，居委会在执行职能行为时应明确告知居民相关政策和规定，保障居民的知情权。他认为，“大白”作为防疫工作的主体之一，应具备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不同身份的大白在执行防疫任务时应有统一的尺度。

律师曹竹平表示，居委会无权制定小区的出入政策，防控政策应由市统一制定。他认为当前复工复产是头等大事，管理上应全市一盘棋，防止基层行政机关、街道（镇）一级的及基层的居委甚至物业、业委会自作主张、层层加码。

两位专家均表示，在防疫过程中仍需要有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确保居民知情权，以便更好地配合居委会和基层部门做好防疫工作。他们呼吁建立更加明确、统一的防疫标准和规定，以确保防疫工作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