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没听大臣接纳了数十万胡人，最终成为后患

唐太宗贞观四年，唐朝成功攻灭东汗国，俘虏了大批战俘。在此之后，突厥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部分突厥人北逃至薛延陀，其余的数十万突厥人纷纷南下投降唐朝。关于如何妥善安置这些投降的突厥人，唐朝内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这场争论汇聚了三种主要意见。首先是"同化派"，得到了大多数大臣的支持。他们认为，这些投降的突厥人并非真心归顺，而是迫于唐朝的军事压力。为了彻底消除潜在的反叛威胁，他们主张将突厥人分散安置在内地各州县，并强制改变其风俗习惯，命令他们放弃牧业，转为农耕，从而实现"化胡为汉"。

其次是"边境安置派"，以中书令温彦博为代表。他们认为，唐朝应给予突厥降人优厚待遇，并保全突厥部落组织。温彦博主张将突厥人安置在唐朝北方的边境地区，尤其是河套地区，让他们成为唐朝的屏障。为了预防可能的叛乱，部分突厥贵族被安置在长安，既能够笼络他们，也可以作为人质。

最后是"胡汉隔离派"，虽然人数较少，但其中包括了一些重量级人物。他们认为突厥人极不可靠，无论是将其安置在边境还是分散于内地，都可能带来后患。魏征甚至称突厥人为人面兽心，认为他们只会在弱小时服从唐朝，一旦强大必定反叛。他们主张让突厥人回归故地，并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进行管理。

在这场争论中，温彦博对"胡汉隔离派"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他举出东汉光武帝时期南匈奴作为北方屏障的例证，说明只要管理得当，胡人也可以成为忠诚的伙伴。魏征反驳称，西晋时期胡人进入内地居住后发生了叛乱，因此必须谨慎处理。

唐太宗在听取了三种意见后，认为都有一定道理。最终，他大体采纳了温彦博的意见，将突厥安置在东至幽州、西至灵州的北部边境地区。普通突厥部落民进入唐朝境内居住，而突厥贵族则大多被安置在首都长安，其中许多人成为唐朝皇宫的侍卫。

唐朝将突厥安置于境内后仅数年，就发生了结社率之乱。这一事件对唐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验证了魏征等人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唐朝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必须谨慎行事，确保国家的安全稳定。在历史的长河中，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率的事迹，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唐朝的辉煌画卷上。他曾投降唐朝，被封为中郎将，肩负着保卫皇宫的重任。他的命运与唐朝以及突厥人的命运紧密相连，一系列的波折和纷争就此展开。

贞观十三年，结社率引领众多突厥人归降唐朝。在这和平的表象之下，一场阴谋正在酝酿。在唐太宗外出巡游之际，结社率却发动突袭，企图趁虚而入，杀死唐太宗后返回草原复兴国家。这场叛乱很快被平定，乱党被悉数剿灭。

此事让唐太宗深感反思，他反思当初接纳突厥人的决定，甚至感叹“几失久安之道”。于是，他决定将突厥人遣返回漠北，并任命突厥王族李思摩为可汗，引领突厥人北返。北返之路并不顺畅。已经占据漠北的薛延陀汗国给突厥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们连战连败。加之突厥部众对李思摩的统辖并不服从，使得局势更加动荡。

面对这样的困境，李思摩带领突厥人再次南下，请求唐朝允许他们回到境内居住。围绕这一请求，唐朝内部再次掀起一场激烈的讨论。讨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将突厥人集中安置在边境，还是打散后安置在内地。绝大多数大臣主张将突厥人分散安置在内地，通过逐步同化来融入社会。唐太宗坚持将突厥人安置在边境地区。

在这次讨论中，归附于唐朝的薛延陀汗国首领夷男发表了独特的意见。他认为突厥人反复无常，无法令人信任。唐朝对投降的突厥过于宽厚，而突厥人却不知感恩。他提到结社率的反叛事件，指责突厥人面兽心。他还主张，应当将突厥民众全部罚没为奴婢，赐给唐朝将士和民众。他甚至自告奋勇，愿意帮助唐朝武力解决突厥遗民问题。

尽管几乎全体大臣反对，唐太宗还是决定采纳夷男的部分建议，将被薛延陀赶回的突厥人重新安置在唐朝北方边境地区。到了后期，大批突厥人发动叛乱，返回漠北建立后突厥汗国，成为唐朝北方的巨大隐患。一部分突厥人更是成为了后来叛军的精锐先锋。

这段历史展现了唐朝与突厥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人物之间的纠葛和纷争。结社率的事件成为了一个转折点，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事件。唐太宗的决策和薛延陀汗国首领夷男的意见，都对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段历史不仅令人感慨万分，更让我们深入思考民族关系、忠诚与背叛等永恒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