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心主义是如何出现的？有哪些影响呢？

探索实践意识的深层次内涵：社会权力的唯心主义表达与实践的社会经济基础紧密相关。在深入理解社会经济基础后，我们意识到经济的“现存界限”、“现存生产方式”乃至“市民社会”，都与我们的探索息息相关。在这个复杂结构中，物质生产的分工逐渐显露其关键性地位。

分工作为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既为社会前进提供了动力，又带来了全新的经济面貌。最初的分工只是基于男女的自然条件进行的简单分工，但随着经济生活的扩展，工商业劳动逐渐从农业劳动中独立出来。每一个经济活动领域，都有其独特的分工模式，同时整个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维系着稳定。这种分工模式的扩大与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如何协调不同的分工部门，维护社会秩序？这便催生了公共权力的出现，作为国家权力的萌芽状态，公共权力负责协调和管理不同的分工部门，维护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秩序。

公共权力反映了市民社会的共同利益，同时也是作为分工部门的协调者和管理者而存在的全新社会分工部门。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断发展，这个分工部门不仅在规模上逐渐扩大，而且在性质上也越来越独立。这意味着一个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专职权力机构正在形成。与此随着社会生活与公共事务的日益复杂化，对于特定知识和技能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于是，“纯粹的意识”的子部门从实践意识的管理部门中分化出来。至此，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社会大分工达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在这个转折点上，一部分人脱离了直接的物质生产，开始专注于精神生产活动，如经济生活的领导、社会秩序的维护以及科学艺术的创造等。他们成为社会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而大多数人则继续从事物质生产的各个部门的工作，他们不仅要生产维持自身生存的生活资料，还要生产维持精神生产部门生存所需的劳动产品。这些社会成员成为社会的被剥削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这种社会大分工在精神劳动的若干分支机构中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执掌公共权力的部门通过对权力的篡夺来保卫统治阶级的私利，最终演变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独立机构。这种虚假的第一性事物将自己置于社会主人地位，并利用组织化的暴力作为其生存手段。这就是国家，剥削阶级用来保卫自己经济利益的暴力机关。这种国家形态下的公共权力已经不再是真正的社会公仆，而是变成了社会的主宰者。这种现象的产生提醒我们重新审视实践意识与社会权力的关系，并探索如何在保持社会经济基础的同时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与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