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李诞的演员 无论通过节目还是作品李诞都在传达一种观念

小说《候场》以其独特的叙述手法，让我们深入了解了李诞的世界——一个融合了脱口秀演员、思考者、怀疑者和焦虑者的复杂个体。李诞，这个名字，在《今晚80后》脱口秀大会上的他，轻松随和，带着特有的温厚与调皮，以他的形象——既不帅得凛然，也不丑得奇特，在几分钟的碎片化时间里恰到好处地抛出他的“梗”，赢得一片笑声。《候场》中的李诞，却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一面。

在这部小说中，李诞以近乎消极的体验，积极地进行人生追问，化身为一个哲学探索者。镜头前的他有多轻松，背后的他思考就有多沉重；镜头前的他多随意，创作中的他就有多严肃；镜头前的他多大众化，笔下的他就有多个体化。这种鲜明的对比，展现了李诞的双重身份：脱口秀演员和小说主人公。这种分裂并非简单的角色转换，而是作者李诞自身的分裂。

在这部作品中，李诞通过主人公的诚实叙事态度，不断叩问“人为什么活着”这一终极问题。他向往自由的天性使他不断抵抗被同化的危险，保持幻想的权利和抽身的可能。主人公李诞的形象被塑造得茫然、悲观、缺乏目标，总是处于精神漂浮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与现实中的李诞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相反，这位理性天空的悲伤飞翔者更像是作者的部分代言人，他所表达的疑问与现实中的脱口秀演员存在巨大的形象裂隙。他不断自问：“我在忙什么呢？”“我究竟来这儿干嘛？”并且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干上了这个。”这种本源性追问使他在专业、名利、交流、攀比等压力下突出重围，获得了置身事外的旁观视角。小说的结局设计巧妙，以秦典的劝慰拯救了濒死者，给读者一个温暖而又意外的结局。这个结局让主人公在黯淡的穷途末路找到了希望之光。

李诞的自嘲不仅是一种对自己宽容的态度，更是一种充满同情的智性降维。在《候场》中，他以自嘲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世界的洒脱态度。这种自嘲不仅体现在他的脱口秀节目中，更体现在他的作品中。通过自嘲，他传达了一种不纠结、不在意的积极洒脱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使他能够在流行文化中脱颖而出。他不仅通过节目传达这种观念，更通过《候场》这部作品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很庸俗，每个人都很苦闷，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追求真实和面对生活的勇气。这种真实和勇气在某种程度上也让我们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王朔的宣言和黑色幽默风格的影响。王朔的文学态度无疑影响了一代人的文化趣味和语体风格。而李诞在《候场》中展现出的自嘲和智性降维也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的文化态度和价值观的追求。除了王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有一位名叫周星驰的艺人，他的影响力在流行文化中可谓举足轻重。周星驰的风格独树一帜，游走于雅俗之间，以其独特的自嘲与谐趣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他的文化影响力，如同无心栽柳，自然而然，深入。在某种程度上，李诞的洒脱与自嘲可以看作是周星驰风格的延续。李诞更进一步，他以形而下的态度探讨形而上问题，展现出独特的思考魅力。

如果你愿意深入品味，可以从李诞的《候场》中感受到王小波的影子。在这本书中，冷眼热肠的笔触下，通俗的谈吐与脱俗的心灵相互交织。这种内心深处的渴望，虽然难以明确表述，但却将李诞从众多的流行文化中鲜明地标识出来，仿佛贴上了知识精英的标签，无论他是否愿意。

这是因为，李诞在《候场》中所呈现的状态，介于现实中脱口秀演员与写作者之间。他通过自嘲的方式降低自我期待，委婉地向现实妥协，与世界达成和解。他同时又反抗着定制的生活，保留拔腿就走的幻想，时常陷入“忽如远行客”的恍惚。这种自我消费的方式，在讽刺与趣味之间游走，形成了李诞脱口秀文化的自我消费定势。

他的脱口秀节目依托于这种自我消费，围绕着个人生活经历和趣点展开，如消费童年记忆、父辈癖好、地方风情、上下级关系等。这种自我消费也带来了虚空和乏力的问题。无论富有多少智性成分，无论他如何用语言里的含沙量冲出一个平原，脱口秀节目并不适合表达自我怀疑和意义追问等虚空乏力时的情绪。

李诞发现了小说的文体功能，用小说来成全另一个自我。在这个独处的房间里，他不必在人前表演，不必设计一个个“梗”。他可以换一种聊天方式，展开想象的翅膀，探索生活的真相和存在的意义。在这个房间里，他可以静静地思考：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生活、存在？

小说让李诞获得了审视世界和自我、用理性和诗性重新结构世界的自由。而对于读者来说，《候场》延伸了观察李诞的目光，展现了《候场》内外更加复杂和丰富的三个李诞。这三个李诞提供的关于人和人生的疑问与想象，充满了张力，让人不禁为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