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俐电影西瓜（点烟意味着一种从属关系精神上的从属往往比身份上的更忠诚）
《兰心大剧院》：情感与理智的较量
等待了两年之久，《兰心大剧院》终于上映，目前评分7.4，在娄烨的作品中，这个分数不算太高也不算太低。电影采用黑白画面与手持摄像，背景混乱，线索纷繁，为观众带来了极大的观影挑战。对此，有人忍不住批评，也有人坚信娄烨的能力。那么，《兰心》究竟值不值得一看？
故事看似复杂，如果抛开其两本原著赋予的时代背景与人物前史，其实可以简单地概述为：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前夕，特工于堇利用明星身份回到上海执行一次失败的任务。电影的线索围绕这个任务展开，明线是掩护，暗线是目的。
格局方面，《兰心》展现了一幅宏大的二战背景，上海的一角风云牵动着国际大局。电影的结局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也让部分观众感到失望。但如果你预期这是一部纯粹的谍战片，注重悬疑、计谋、打斗，并对任务抱有期待，那么你可能会感到有些失望。因为《兰心》展现的不仅仅是一个任务，更是一个情感与理智的较量。
娄烨的电影中永远尊重人性，喜欢展现人性中感性的部分。在《兰心》中，他再次展现了这一特点。特工于堇这一角色需要绝对理性和冷静，但面对旧爱、前夫、粉丝以及敌人时，她的情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电影中有许多刺激情感的情节，但主角的内在情感始终被压抑，最终情感战胜了理智。
电影中有许多有趣的桥段，其中一个特别“娄烨式”的桥段是：特工们经过周密谋划获取情报的关键时刻，监听设备出了问题。此时的于堇面临巨大的压力与挑战，她在目标古谷三郎的眼神中发现了同类。古谷对亡妻的眷念让她动容、羡慕、嫉妒和怜悯。最终情感战胜了理智，影响了整个任务的走向。
探究于堇的背叛心理，似乎同病相怜的情感、任性的冲动，亦或是反抗的决绝，这些交织复杂的心理因素构成了她特工身份之外的另一种真实。她的选择，没有告知真相，没有阻止战争，却也因此获得了背叛的奖励。
在于堇从剧院逃离，与古谷再次相遇的情境中，持枪的古谷却未曾扣动。这一幕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被欺骗情感的男人的悲伤与犹豫。这个场景不仅给了于堇反击的机会，也让两人之间的人性冲突和纠葛得以显现。他们虽然是敌人，但他们是人。
看着古谷手中亡妻的照片，于堇也决定给养父和上司留下信件。这封信在电影中的呈现，展现了角色的情感与决断。原著中隐藏真相的动机，是为了将美国卷入战场以更快地解救中国。但在电影中，角色的情感成为了主导，忠于自我感受，即便这意味着背叛和欺骗。
电影《兰心》中的角色塑造丰富而立体。除了主角于堇，其他角色也各自精彩。比如点烟的情节，它象征着一种精神上的从属关系，往往比身份上的更加忠诚。在白云裳眼中，于堇如同神明，她愿意为其做任何事，即便自己是个密探，接近她是任务，但情感依然战胜了理智。
莫之因这一角色在电影中尤为引人注目。他是导演娄烨情感投射的载体。在电影中，莫之因的情节被浓缩并强化。他不仅是汪伪的密探和谭呐的朋友，更是强暴并杀害白云裳的凶手。原著中的莫之因是一个游走于中间地带的多面人，但在电影中，他被塑造成了一个彻底被阉割的可怜虫，寻找尊严的过程中走向了疯狂。他对白云裳的强暴不仅仅是出于性，更是为了找回尊严。电影的后续情节中，莫之因将谭呐视为理想寄托与尊严的保险柜。他责备谭呐不该与于堇接触的背后，是出于保护这一理想寄托的情感。
电影中的强暴戏份，不仅仅是表现猥琐的性和丧失的尊严，更在于展现一种执着的情感——不允许肮脏的人玷污心中的纯净。这种被“阉割”的悲愤情感，在改编中融入了娄烨导演的真实情感投射。
从1843年英租界设立，到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犹如一个迅速成长的巨人，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全世界冒险家的乐园。在这繁华背后，清、民国以及英法等西方列强都无法完全掌控这座城市。这种华洋杂处、文化交流为上海留下了独特的历史印记，使其成为近代百年中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这一切美好在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终结。上海被日本接管，长达四年的孤岛时期结束，近代上海的辉煌时代也随之落幕。《兰心》改编的小说《上海之死》便是对这一时代的写照。
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与《兰心》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互文。《罗曼蒂克消亡史》描绘的是人性的恶与旧时代的毁灭，而《兰心》则更多地展现了人心的善与旧时代的衰落之间的无奈。电影中主要角色的沉浮，如同上海抛物线般的坠落。谭呐、白云裳等角色的命运，展现了这是一个杀死浪漫和感性的时代。
更为重要的线索是一本书——德文原版《少年维特的烦恼》。这本书不仅指文化、文明，更代表了信仰和坚守。电影中的酒店经理夏皮尔为书作出了承诺并履行，展现了书中蕴含的价值与信仰。当夏皮尔为休伯特点烟、休伯特用书诱惑他时，书的价值似乎变得模糊。结尾处，休伯特只带着书准备撤离却被迫给日本士兵点烟，这展现出旧上海的文化与信仰在暴力面前的无助与无奈。电影结尾，休伯特将书扔进垃圾堆，既是对夏皮尔的哀悼，也是对旧上海文化的陪葬。留下的世界只剩下暴力和在暴力下苟活的莫之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