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古代过关需要通行证吗？

在古代，人们想要跨越关卡出行或经商，必须随身携带通行证。这一制度的存在，主要是为了防范罪犯潜逃以及外国间谍潜入境内。在古代文献《周礼·掌节》中，对于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人，所持有的身份证明有着明确的规定。

想象一下，你在阅读古装剧时，主角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前往任何地方，但实际上，在古代真实生活中，这样的场景并不多见。想要通过大的关口，必须有身份证明。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的身份证明是“符节”；而对于商人，他们的身份证明则是“玺节”；当各国使者出使他国走官道时，则必须持有“旌节”。

这些通行证不仅用于过关，还有助于防止偷税漏税。在古代经商时，过关需要缴纳关税。如果商人持有免税通行证，则可以免于缴税；否则，就需要按照规定纳税。这也体现了古代通行证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以楚怀王的儿子“鄂君”为例，他在经商时也需要携带通行证。虽然他是贵族，但在过关时同样需要出示免税符节，以证明他的运输货物是合法的，不需要缴纳关税。这也说明了在古代，即使是贵族也无一例外需要遵守这一规定。

在汉、唐、宋时期，商人过关时必须使用“传”或“过所文书”。这些文书是商人的专属证明，用于证明商人的身份和所运输的货物。这一制度也有助于防止商人逃税或运输非法货物。

在古代，商人的地位较为低下，因此他们在过关时需要使用专门的证明文书。这些文书不仅是商人的身份证明，也是他们运输货物的合法证明。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需要携带符节；而对于地位较高的贵族或官员，他们可能不需要使用玺节，而是使用其他形式的身份证明。这也体现了古代社会对于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人的区分。

古代通行证制度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而设立的。它不仅防止了罪犯潜逃和外国间谍的混入，还有助于防止偷税漏税的行为。虽然在现代社会看来这些制度可能显得繁琐和不便，但在古代社会中它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这些制度的实施，古代社会得以保持相对稳定和安全的状态。古今身份证明的演变：从“传”到护照的历程

在追溯人类历史的进程中，身份证明的演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篇章。从古代的“传”，到现代的护照，这一演变过程不仅反映了社会制度的变化，也体现了人们对于身份认同和交通往来的日益重视。

在遥远的古代，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商人，他们持有的身份证明都被称为“传”。到了汉代，这种“传”在通关时得到了简化，并有了新的名称“过所”。学者刘熙所撰的《释名》中解释，“过所，至关津以示之也。”意味着在过关口或渡河时，人们需要出示“过所”以证明自己的身份。

盛唐时期，天下关二十六，度关者所用的通关文件依然叫“过所”，这与汉代的“传”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当时的“过所”与汉代的“传”在功能上是一致的。

东汉司徒郭丹的传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他在过关时使用的仍是先秦时期的“符节”和“节传”。直到唐朝，“节传”才被“过所”所取代。而在《西游记》中，唐僧西行取经时使用的是“通关文牒”，这是明朝时期的叫法。

进入唐朝，商人在过关时不仅需要“过所”，还要出具官方的“公验”文件，这其中包含了持有人的各种详细信息，如身份、姓名、年龄、籍贯等。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贞观廿二年庭州人米巡职辞为请给公验事》就是这一制度的实证。

宋朝时期，普通人外出依然使用“过所”。而河决曹村时的流民过所毋征算，显示了“过所”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这一过程从汉代开始，历经千余年，直到近代才逐渐消失。

到了元、明、清时期，身份证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如元朝的“符牌”，明朝的“腰牌”。这些不仅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变迁，也反映了人们对于身份认证方式的不断探索。元朝的“符牌局”负责制造牌面等身份信物，“符牌”分为民间和官员使用的两种。明朝的“符牌”则有着详细的制作规定和用途。

随着历史的推进，到了清末，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外国文化的冲击，传统的“腰牌”逐渐被新型的护照所取代。这一演变过程，不仅反映了社会制度的变革，也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从古代的“传”到现代的护照，身份证明的演变历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一过程体现了人们对于身份认同和交通往来的日益重视，也反映了我们对于自我认知和社会制度的不断探索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