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创立古代最高学府，太学的建立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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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大学被称为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国立最高学府。太学之名始于西周，那时的天子和诸侯都会设立太学，用于祭祀、宴会、选拔武士、议定作战计划等多种活动。西周的太学，更像是宫廷的一部分，而非纯粹的教育场所。尽管如此，它已初步展现了太学的萌芽。

真正意义的太学建立，始于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时期，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设立了京师最高教育机构——太学。在此之前，西汉早期只有私家教学，没有设立的传授学术的学校。随着汉武帝定儒一尊，太学在长安设立，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设立的太学。

太学的科目和人数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多。最初只设五经博士，后来开设了包括《易经》《诗经》《尚书》《礼记》等科目的课程。太学的规模也空前壮大，博士弟子人数众多。除了传授儒家经典，太学在培养封建官僚、传播文化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汉时期，太学的建设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汉光武帝在位时，即先兴文教，设立五经博士，建造太学讲堂。每年的用工人数达到空前，太学生的数量也急剧增长。封建帝国的巩固，需要培养一批符合宗法思想的人才来充实各级官僚机构，这也是兴办太学的关键动因。

汉代太学的兴办得益于两个治《公羊春秋》的儒家学者——董仲舒和一位以丞相之职推动太学发展的人物。随着汉昭帝和汉宣帝的政策实施，太学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至东汉末年，我国太学的规模远超过国外，再次证明了我国古代教育的卓越地位。值得一提的是，汉代朝廷掌管文教的官员为太常，这种教育行政体制体现了古代教育的特点。古代的太学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历程反映了古代社会的变迁和教育理念的演变。通过了解太学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我国古代教育的演变和变迁。在古代中国的朝廷治理架构中，太学的存在与运作尤为引人注目。朝廷不仅委任太常负责日常管理，皇帝本人亦亲自巡视太学，彰显出朝廷对教育的重视与尊敬。这种重视从太学的组织结构和职责中便可见一斑。

太学的教授被誉为博士，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教导学子，传承知识。这些博士不仅要承担教学工作，还要参与朝廷的政治、学术讨论，展现其通经致用的原则。在博士之上，还有祭酒这一首席长官，其地位类似于现今的大学校长。而祭酒的选拔严格，必须有足够的学识与经验，才能担当此重任。

汉代太学对师资的选拔有着严格的标准。博士的选拔方式包括征拜和举荐，要求德才兼备，具备广博的古今知识，以及温故知新的治学能力。他们不仅要使学者有所述造，更要成为道德的风范。这些博士还必须经过专经训练，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甚至身体健康也是必要条件。后来，皇帝更是规定博士的任职年龄必须在五十岁以上，确保博士的质量与教学水平。

汉代太学不仅尊师重道，还赋予博士极高的经济、政治待遇。他们的职责包括议政、奉使、巡视等，显示出他们的政治地位之尊贵。这样的待遇与地位，也吸引了众多儒宗学者前来执教，为太学的教学质量提供了保障。

太学的学生被称为博士弟子，或简称太学生。他们的选拔方式多样，包括太常直接选送、郡国县道邑选送等。虽然选拔方式多样，但选送条件严格，参照公孙弘拟定的方案进行。太学生的成分逐渐发生变化，贵族子弟日渐增多，但无论如何变化，太学始终致力于培养优秀人才。

这些太学生在毕业后有着广阔的出路。有的成为卿相，有的任官为吏，也有的收徒为师。他们的出路体现了学而优则仕的办学宗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汉代太学实施了养士与选才相结合的策略。朝廷还改革了文官的补官与晋级规定，使之与太学的选才原则相一致。

儒学和仕途的完美结合，使得读书人都变成了儒生。这种养士育才和职官制度的一致性，是汉代政治思想统一的重要原因。这一政策不仅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还具有补充和修正制度的积极作用。随着剥削阶级升官发财的思想的侵蚀，学校教育与读书人的思想也受到了毒害。这是历史的局限性，我们应当批判，但也要认识到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所具有的积极作用。

汉代太学在教育行政管理、师资选拔、学生培养等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与策略。这些策略与规定既体现了朝廷对教育的重视，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在贯彻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中，汉代太学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古代中国的教育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