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之最完整版(为何资本可推动世界进步，
在深入探索地理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交融之地时，我们走进了“币缘圈与洲域共同体”的章节。让我们一同领略这一市场与货币共舞的美妙乐章。
一种货币，一片市场，这是欧洲共同体的口号。这一理念，如同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对古老传统的再解读与现代演绎。区域，不仅仅是自然或人为的界限，更是一种知识的集结，是思考与现实交织的产物。当我们谈论区域时，背后隐含的是一系定的指标，它们描绘出世界的轮廓，也塑造了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国家，作为国际法下的空间实体，是区域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在无的国际社会中独立而又相互联系。
欧洲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里程碑。这一体系并非永恒不变。二战后，欧洲共同体的诞生，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尝试——超越主权国家的界限，追求共同的经济、政治与安全目标。这一创新不仅具有地区性意义，更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创了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洲域共同体新时代。
在这一进程中，欧洲遇到了许多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便是如何平衡国家主权与洲域共同体的关系。国家主权的让渡是建立洲域共同体的关键，而建立区域货币体系则是推动这一进程的重要条件。在这一背景下，币缘圈与洲域共同体形成了相互促进的组织框架。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欧洲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从公元843年的凡尔登条约到近代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欧洲的历史充满了曲折与冲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主权国家的原则，为欧洲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和约所建立的均势体系，虽然包容了欧洲各国的多样性，却也埋下了冲突的种子。
主权国家自诞生以来，就面临着排他性的困境。各国在追求自身力量、财富和繁荣的过程中，往往陷入主权至上与他国共存的悖论。一旦各国发展出现不平衡，争夺主导权的战争就不可避免。即使在法国革命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后，这一困境依然存在。
欧洲并未因此而停滞不前。在困境中寻求突破，在冲突中寻找平衡，这是欧洲的历史，也是欧洲的未来。欧洲的发展之路，是一条充满曲折与挑战的道路，也是一条充满机遇与希望的道路。让我们期待，欧洲在币缘圈与洲域共同体的探索中，能够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未来。欧洲联合之路：从主权让渡到一体化进程
回溯历史，欧洲从破碎的政治板块中走出来，走向联合的道路并非坦途。数百年间，资本的存在与扩张为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使得欧洲在二战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工业化战争的巨大破坏力，使得欧洲面临重建的艰巨任务。而建设一个能够避免战争爆发的欧洲，成为所有欧洲人的共同愿望。
这一愿景的实现，离不开对战争忧患的远见。荷兰人格劳修斯的思想为此提供了启示：真正的和平源自有组织的合作。欧洲内部的政治板块格局，虽刺激了竞争，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也使欧洲总是陷入内部纷争，难以形成统一的市场和强大的竞争力。近现代几乎所有欧洲贤哲或枭雄都梦想着欧洲的统一。
在二战后，欧洲的战胜国开始尝试弥合民族国家矛盾。从19世纪开始的关税同盟，到一战后的欧洲统一言论和行动，都是欧洲人追求统一的努力。特别是二战后，欧洲大会的召开以及欧洲运动联络会的建立，标志着欧洲联合的讨论正式开启。
法国人让·莫内提出了建立欧洲议会、统一司法体系、无关税市场等设想，并和朋友舒曼共同设计了六国“煤钢共同体”的方案。这一步骤的关键在于欧洲人放弃了自己创造的主权神圣的理念，意识到为了建设统一的欧洲，需要让渡曾经被视为神圣的国家主权。
除了担忧战争的社会心理，推动欧共体的更深层原因是资本的逻辑和生存发展的需求。规模过小的欧洲主权国家难以满足资本扩展的需求，只有通过联合，建立统一市场，才能与全球大国进行平等的竞争。欧共体的努力不仅源于共同精神，更根植于整体生存和发展的需求。
在此基础上，欧洲六国通过决议，主张从经济方面入手，建立共同市场和协调的社会政策。1957年，六国签署了《罗马条约》，决定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取消所有关税，实行共同贸易规则。更加重要的是，他们还达成了在经济一体化达到一定程度时规划政治一体化的原则协议。
从让渡主权到经济一体化，再到政治一体化，欧洲联合的进程充满了智慧和坚韧。这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但欧洲人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如今看来，这一进程不仅为欧洲带来了和平与繁荣，也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在欧盟政治计划的背后，欧洲政治家们以低调务实的姿态推进着欧共体的真正目标。他们深知，过于张扬的行动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担忧和阻碍。除了偶尔有“欧洲人的欧洲”这样的响亮口号出现，主流政治领袖更倾向于在幕后默默耕耘，让民众甚至包括美国人在内都误以为这只是一个共同市场的建设。这种低调并不代表缺乏雄心壮志。他们心目中的欧共体是一个集经济联盟、政治联盟和安全联盟于一体的宏伟构想，旨在重塑一个统一的欧洲。他们并不追求在所有领域齐头并进，而是根据环境和条件的成熟度逐步推进。在这方面，欧洲政治家展现了出色的战略远见和耐心。欧洲企业家们更是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推动着欧洲经济不断向前发展。这种脚踏实地而又志向高远的精神贯穿始终。尽管欧洲政治家们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但他们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他们深知，单靠欧洲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独力建造世外桃源的。他们必须与世界主要国家如美国和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以应对外部挑战和压力。欧洲在历史上曾因选边站而获得了巨大的战略收益，但也因此付出了受制于人的代价。如今，随着欧共体的发展，欧盟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重要，但同时也面临着安全短板的问题。尽管如此，欧洲人在货币领域表现出了高度的自主性和创造力。从最初的《罗马条约》到后来的货币联盟计划《维尔纳报告》，欧洲人在货币领域的探索和实践始终走在前列。尽管过程中充满了学术争议和政策分歧，但最终报告仍然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在经济政策协调和货币一体化平行发展的战略下，欧洲人不断朝着统一货币的目标迈进。他们的努力不仅为欧洲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也为世界货币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欧洲政治家们在推进欧共体发展的道路上始终保持着务实、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他们深知，只有不断适应全球化趋势、加强国际合作、坚持改革创新才能实现欧洲的繁荣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展现出了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精神，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后来的视角回顾，《维尔纳报告》提出的在十年内构建统一市场和货币联盟的目标，虽充满远见，但也显得过于雄心勃勃。该报告并未预见到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固定汇率制度的瓦解，因此在倡导建设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时，并未提出构建独立的欧洲货币区。尽管如此，这份报告却开启了建设之门，以妥协之术创造了超国家货币体系的建构方法，为日后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重启和持续推进铺设了坚实的基础。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经济政策上采取了中间路线，融合了国际经济的开放、短期投资的控制、农业贸易的保护、亲企业的政策、经济活动的广泛参与、社会保障的强化以及劳工运动的结合，实现了市场、、企业和劳工之间的相对均衡，推动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适应这一框架的欧洲和日本经济发展迅速，使世界经济呈现出多中心的趋势。但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欧洲经济面临美元体系波动的冲击，开始寻求建立地区性金融体系。在法德两国的领导下，欧洲货币体系于1979年3月正式启动。
欧洲货币体系确立了欧洲货币为埃居，并建立了汇率稳定及干预机制、信贷支持机制和汇率协调机制。与以往的联合货币构想相比，该体系目标更为集中，主要致力于汇率的稳定，致力于在欧洲创建一个货币稳定区。法国、意大利等弱势货币国家通过这一体系得到了经济稳定发展的好处，也认同了德国的“稳定精神”，并将其视为欧洲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理念。
欧洲货币体系的实践显示，汇率的稳定是国家间经济合作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各国经济政策逐步调整，欧洲货币体系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经济政策趋同化的制度。在此过程中，可以观察到超国家共同体的逐步形成，其间伴随着原有利益的通约与交换以及新增利益的分配。欧元的诞生不仅简化了民众支付、促进了交流交往，更是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历史性一跃。作为由多个主权国家通过协议让渡国家货币主权创造出的超国家货币，欧元帮助主要欧洲国家突破了主权—民族国家的框架。尽管欧元区并未完全满足“最佳货币区”理论的条件，但其极大地推进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为欧洲成为世界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奠定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
德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欧元体系中自然形成了某种不对称的地位。为了平衡这种不对称，并建立一个权利对称的货币体系，欧元体系设立了新的共同管理机构。这些新机构中，改变了原有的德国中心制度，开始向被法国和意大利广泛接受的联合管理新模式转变。建立新货币体系的旅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妥协和持续的多方互动。在这个过程中，各方共同构建了约束机制和制度安排，包括建立补偿和援助机制以维持可持续的合作。
著名的“德洛尔报告”提出了一套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体系，用以规范各国财政赤字的规模和筹资方式。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则为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设定了趋同标准，对过度赤字施以处罚，同时也为贫困国家提供了发展援助。这些由多方互动形成的货币与经济性制度安排不仅保障了经济合作的持续性，更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减少了国家间的收入差距，增强了欧洲人的认同感，推动了欧洲国家在政治和国际事务上的合作。这种超越货币经济属性的币缘联系，更多地展现出政治和社会的功能，成为超国家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桥梁。
显然，欧元不仅是欧洲一体化的成果展示，更是推动一体化深入发展的核心工具。欧元的流通，带来了显著的效益，不仅在国际政治和社会中赢得了巨大的影响力，更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占据了30%-40%的份额，迅速成为制衡美元的世界第二大货币。这无疑增强了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提升了欧洲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
在资本全球积累的大背景下，欧共体作为一种新的“人类共同体”，是资本扩张的产物，也是应对全球竞争趋势的新型组织。欧洲曾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创立了主权-民族国家，但在资本扩张到全球范围后，这种传统的架构已难以适应资本积累的需要。欧洲要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立足，必须创造出更大规模、更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组织。统一货币的出现为欧洲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它不仅是欧洲一体化的阶段性成果，更是推动欧洲进一步走向联合的重要工具。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国家学会了利益的通约和交换，学会了在更高价值取向下互有让步的思考和行为。这种良性的互动循环促使欧洲国家逐步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以欧元区为内核的欧共体，实质上是一个以欧元为纽带的币缘圈。这个币缘圈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元体系推动的金融全球化对欧洲利益的侵蚀和生存威胁。面对这一挑战，欧洲选择了通过统一货币和深化一体化来维护自身利益。这种转变不仅展示了欧洲的韧性和智慧，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示。在全球金融资本利用美元体系将世界转变为金融场的大背景下，欧洲为了自保，正努力构建自己的货币城堡。欧元圈作为一个区域自主的“国际货币—资本体系”，不仅起到了防护作用，还促进了欧洲的发展，使其避免被“美元—华尔街体系”所裹挟。保持货币与金融的独立是欧洲在经济、政治、精神等各方面保持独立的关键。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欧洲政治家们开始深刻认识到美国金融市场的风险，纷纷提出批评，并呼吁加强对美国金融市场的监管。在无法改变美国立场和现状的情况下，欧洲选择了一种理性的自我保护方式——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这就是欧元的诞生及其所构建的欧洲货币城堡的核心意义。
这一城堡不仅是一道坚固的防线，防范着美元体系和美国金融市场的冲击，保护着欧洲的实体经济和金融服务体系，更是欧洲经济利益的坚实保障。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象征，欧元内部呈现出一种平等的网络结构，催生了欧洲社会的新关系，构建了欧元的新币缘。这种新的币缘不仅隔绝了“他者”的干扰，更拉近了“我们”——欧共体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政治合作，确保了欧洲国家在全球金融化时代的共同利益。
从欧元的诞生中衍生出的币缘联系，有助于消除经济领域的矛盾与冲突，使欧洲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完整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币缘圈。这一转变使得欧洲不仅是一个经济圈，更是一个政治同盟，甚至是一个新形态的世界超级大国，成为全体欧洲人的精神家园。
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尽管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仍有更多难题等待解决。从英国脱欧公投到各国的分离主义运动，都是对欧洲一体化的巨大挑战。但正因为这些挑战与困难，欧洲共同体的探索与尝试才更具有价值。欧元区不仅是一个超国家合作的实验室，更是一个探讨并试图解决全球问题的教室。他们利用经济危机的倒逼机制，推动统一财政的实质性进展，推出统一债，为没有财政收益的国家纾困。
与此在亚洲，泛亚共同体的建构也正在进行中。亚洲国家之间的历史交往源远流长，在朝贡贸易体系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亚洲经济圈。如今，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和亚洲国家之间的深度合作，泛亚共同体正在向着新的方向发展。历史记忆与当代探索相结合，亚洲国家正共同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他们的探索和尝试都是世界多极化的重要体现，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全球正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和演进的过程中，只有通过合作与交流，才能共同面对挑战，实现共同发展。朝贡体系在古代东亚具有深远影响，它不仅促进了贸易通道和网络的建设，扩大了贸易范围，更推广了中华理念，深化了东亚国家间的交往与认同。这一体系建立了尊卑有序、各安名分、互不侵夺的政治秩序，使得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跨越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圈。这一独特的地区经济结构和政治秩序，维持了东亚区域板块的总体稳定，为亚洲在农耕时代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奠定了制度性基础。
15世纪的欧洲航海家大举进入亚洲，改变了这一局面。达·伽马于1499年首航印度，葡萄牙人随后控制了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贸易圈。在16世纪40年代，他们开始在日本经商和传教，并在1557年获得了澳门的永久殖民地。这些事件标志着欧洲对亚洲地域圈的掠夺开始，其后，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带着白银、商船与炮舰相继来到亚洲。他们逐步瓦解了亚洲原有的经济政治体系，将亚洲各国纳入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除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和对外扩张实现了“脱亚入欧”外，其他亚洲国家大多沦为欧洲及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穷则思变”。20世纪是亚洲各国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革命年代。二战后，亚洲国家普遍取得了非殖民化运动的胜利。1955年的万隆会议展现了亚洲国家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国际政治理念，尽管当时的亚洲国家难以摆脱世界冷战格局的裹挟，但仍努力寻求和平共处之道。
东盟的成立是域合作的重要里程碑。《曼谷宣言》作为东盟的宪章文件，开启了亚洲国家区域化合作的大门。与欧洲共同体不同，东盟选择了一条非正式、回避法律程序和法律约束的路线。东盟的方式同样基于东南亚国家去殖民化的需求，考虑到东南亚的丰富多样性，东盟成员国小心翼翼地前行，以避免冲突和争论。
如今的东盟已经扩展到10个国家，拥有多种宗教信仰和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几十年合作实践极大地改善了各国收益和成本，由此而生的合作理性增强了彼此合作的意愿。相互信任已经超越了东盟成立之初的状态。
“东盟方式”是域合作模式的鲜明创新。其协商一致、灵活性原则和间合作等特征，使东盟合作具有独特的魅力。在美元浮动汇率时代，资本在金融市场中的波动带来了丰厚的回报，降低了产业资本的收益率。这一趋势下，美国产业出现向外转移的浪潮，东南亚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成为重要承接地。日本在得到美国扶持后经济快速恢复，并积极参与亚洲地区一体化进程。
亚洲历史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从古代的朝贡体系到现代的区域经济合作，展现了亚洲人民的智慧和努力。面对挑战和机遇，亚洲国家将继续深化合作，共同迈向更加繁荣和和谐的未来。在1985年，日元的汇率飙升，这一现象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海外投资，并推动了东亚地区经济网络的建设，为亚洲地区经济的紧密联系在一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冷战结束后，东盟扩展至十个成员国，成功实现了涵盖整个东南亚的目标。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东亚，其工业化进程深受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影响。日本和东盟国家的发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资本体系，这使得它们具有难以摆脱的依附性特征。
中国的发展历程却与这些东亚国家有所不同。中国依靠自身的“勤劳革命”完成了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这一过程中并未过度依赖外部力量。在的领导下，中国完成了土地革命，为农业支持国家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在困难的环境中，中国坚持工业化进程，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在外部环境封闭的情况下，中国采取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发展道路，避免了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体系性榨取”，成功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自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开始与美、日等国展开政治与经济合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抓住了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实现了经济的超快速发展。目前，中国已成为对世界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经济体。
东盟国家在外资主导的工业化和外贸主导的国民经济中，更加接近国际金融市场。这也使他们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投机资本在东南亚国家金融市场进行套利交易，给东盟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冲击。这次危机让东盟国家意识到自身在全球金融化时代中的脆弱性。
相比之下，中国的金融力量虽不强大，却保持了一定的金融独立性。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帮助香港维持了联系汇率制度，也阻断了亚洲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波动。这一举动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东盟与中国的合作成功缔造了东亚国家的黄金十年，使亚洲地区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随着中国和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以及货币互换业务的开展，东亚地区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0+3”的合作模式即中、日、韩与东盟的合作也开始出现，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表现出脱美化趋势，对美元体系造成强烈的冲击，挑战美国全球霸主的地位。
亚太地区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在美国看来，亚洲市场的开放为其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但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可能导致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解体。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与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形成了战略对冲。
东亚地区在经济、金融和政治等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各国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针对美国重返亚太地区的战略调整及其对中国南海、主权争端的影响，东亚合作框架面临新的挑战。这一调整不仅挑起了部分东盟国家与中国的矛盾，也影响了东亚地区全面合作的势头。在此背景下，回顾东亚合作框架的发展历程，发现合作中存在着过于侧重经济和贸易，忽略政治与安全合作的薄弱环节。
历史上的东亚地区曾存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这一制度虽延续了上千年，但在西方殖民统治后受到了冲击。在摆脱殖民统治后成立的亚洲新兴国家之间，尽管在国际政治实践中逐步探索合作方式，但仍缺乏全面合作的经验。《万隆宣言》确立的“不结盟”政策和“不干预内政”的原则为亚洲国家平等和平相处提供了共同准则和行为规范。如果亚洲国家之间缺乏合作，则难以维护自身利益和区域地位。为此，东南亚国家组建东盟，通过相互合作而非引入域外势力来解决区域问题。这一做法体现了东盟国家对西方殖民历史的深刻记忆和对实际问题的政治智慧。
在美国重返亚太之后，东盟国家普遍担心被迫选边站队而导致东亚地区持续动荡。而中国自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以来，双方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上逐渐展开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合作。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体现了双方合作的深化和升级。亚洲国家不会重建以自身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因为这既无法适应现代工业和贸易全球化时代的需求，也难以抵御金融资本冲击。寻求一种普遍受益、广被接受的合作方式是亚洲国家在全球化世界中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需求。
回顾东亚合作的历程，万隆会议确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政治合作的起点，而经济合作的起点则是东亚国家的雁阵式发展。东盟自贸区的建立是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的第二波努力。无论是体量还是结构都还存在不足的东盟自贸区在面临国际金融资本冲击时显得脆弱。从20世纪末开始，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开启了东亚区域合作的第三波努力，并出现了泛亚合作的新趋势。亚洲的区域化合作强调尊重差异性和保留多样性，与欧洲的区域合作有很大差别。通过合作需求为牵引循序渐进的合作模式如东盟方式、上合模式等体现了域化的特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依然被视为亚洲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准则。亚洲特色的共同体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和合作以实现持续和平与繁荣。这些原则不仅体现了亚洲特有的国家自律模式，也展现了与欧洲传统均势策略的不同之处。在亚洲的广袤大地上，各个国家都在遵循一种深厚的传统智慧，以和睦共处的理念与其他国家交往。这种传统智慧中，大事小以仁、小事大以智，仍在深深影响着当今亚洲的国际政治格局。
泛亚区域合作的理念深入人心，强调各国平等、尊重文明多样性，并且大国在其中承担着更多的责任。这种合作并非金字塔式的中心-边缘结构，而是一个平行连接、优势互补的网络节点式共同体。这种合作模式的优势在于，通过完整的经济结构和安全保障，结合现代信息和交通技术，不断降低边际成本，做大经济蛋糕，从而形成强大的引力和合力。之所以亚洲国家选择这种方式，是因为他们明白只有通过组织化的方式，才能避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榨取和金融收割，建立起足以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抗衡的区域体系。
日本的经历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作为亚洲最早的发达国家之一，日本曾长期扮演着地区经济中心的角色。随着欧盟和北美自贸区的建立，日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成为了推动其着手建设区域市场的内在动力。由于日本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其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自主权受到限制，难以有真正独立的经济和货币政策。在美国“重返亚太”之后，日本对东亚地区合作进程的态度逐渐冷淡。这反映出日本在政治和安全上过于依附美国，缺乏独立的战略选择。
相比之下，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国家，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庞大的统一市场以及一系列优势资源。中国能够在推进域一体化中发挥主要力量。但中国并不谋求成为区域的唯一中心，而是倡导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理念。在货币体系建设方面，亚洲国家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制约因素，需要渐进式地建立区域货币体系。这是一个需要政治家们高度关注和控制的国家战略问题。
“一带一路”愿景为域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在这一框架下，中国提出的建设方案是平等合作的网络模式，强调多中心结构。泛亚共同体可能先从次区域合作组织开始，再通过次区域间的整合完成区域一体化。在建设域货币体系的过程中，应坚持渐进式路线，先解决问题再设立框架。这也是一个涉及战略和政治的问题，需要政治家们的深入思考和高度关注。
亚洲国家的合作之路充满挑战和机遇。在遵循传统智慧的也要拥抱新的合作理念，共同构建一个和平、繁荣的亚洲家园。域合作的新篇章
亚洲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仅局限于基础经济领域，金融和货币领域的深层次合作亦步亦趋。为了建立稳固的区域安全框架，培育互信与认同，并推进区域一体化，亚洲各国正逐步构建相互关联、交融的区域货币、制造和资源体系。这一努力旨在为亚洲国家谋求平等地位，为其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共同打造一个跨国家的命运共同体。
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欧洲排斥和美国战略打压的困境，选择了“向东看”的战略。作为边缘大国，中国与俄罗斯建立了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共同主导了上海合作组织。这一组织不仅建立了区域安全合作机制，维护了地区稳定，还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发展。通过中俄的合作，东盟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共同体建立了紧密联系，极大地扩大了亚洲地区合作的范围和深度。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的不断发展，亚欧大陆正出现一个拥有数十亿人口、政治互信、经济互助和安全互保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在现代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原本分隔的“泛亚”、“泛俄”等地缘板块因全球体系的边缘地带而紧密结合，形成了跨洲域共同体。这一转变无疑将极大地影响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甚至可能颠覆过去500年来海权国家主导的世界历史。
自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立以来，欧美发达国家长期主导全球金融市场和世界货币体系。新金融市场的危机为泛亚区域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共同货币的机遇。欧盟与欧元区的建立虽开启了改变传统世界金融体系的序幕，但泛亚区域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才是改变既有地缘和币缘格局的主体。
在全球金融资本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货币体系居于支配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带，承受着金融资本的剥削和政治支配。为了摆脱这种“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需要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进行“去金融化”。这意味着阻止虚拟化金融资本的侵蚀，摆脱金融资本的支配。这一进程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还是政治和社会进程。虽然面临美国军事力量的威胁，但亚洲已有两套互补的经济网络，具备排斥美国金融资本的优势。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是推动泛亚区域合作的大胆创意，旨在建设命运共同体。
阿拉伯地区作为泛亚区域的重要部分，其合作的重要性不可忽视。亚洲各国需共同努力，推进区域合作，增进相互认同，促进综合性的区域一体化建设。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历史的洪流中，中东这片土地见证了无数的兴衰更替。早在资本主义之前，这里曾是蜂蜜与牛奶的富饶之地。历史的脚步未曾停歇，时代的变迁使得这片土地如今虽富产石油，却饱受战乱之苦，成为了难民聚集之地。
一位法国经济学家指出，阿拉伯世界的未来在于如何将石油财富视为全体阿拉伯人的共同财富。他强调，为了阿拉伯世界的利益，必须将石油收入投资于本地，以解决人口、土地、粮食以及工业化等方面的问题。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以及长期的建设。这一切的前提是成功摆脱资本主义中心通过石油金融工具对阿拉伯地区的控制。
全球恐怖主义的蔓延，被视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病症，反映了边缘地带对资本全球积累体系的绝望。复兴之路充满挑战，但建设是唯一的出路。泛亚地区国家的持续发展，离不开组织化的合作。
东亚和亚洲主要国家的发展程度，决定了泛亚共同体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组织。面对全球金融化的威胁，亚洲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正在加速。中国作为区域资本积累中心，正致力于将资本投向区域国家的生产领域，与各国形成良性的生产性资本循环，以摆脱美元体系金融资本的控制。这不仅是亚洲国家挣脱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金融罗网的一次集体突围，更是泛亚地区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大合力的关键。
美国，作为当代世界体系的主导国家，自一战后逐渐崭露头角，二战后更是达到了国力巅峰。美国主导建立了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并以此为基础开启了全球化进程。历史并未终结于美国模式。欧盟的建立标志着欧洲决心与美国保持制度性的差异，而东亚地区也在积极推进一体化进程。对此，美国提出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恰恰反映了其面临的困境——世界正在脱离美国的整体性控制。
帝国的衰落往往源于过度扩张。美国体系从全球转向区域，正是因为其过度扩张导致的。金融资本的高度膨胀使得美国金融市场逐渐脱离了实体经济，试图通过政治、军事力量支配世界。这种虚拟金融市场是以洗劫世界各国实体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模式，引发了多次金融危机。世界各国开始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危害，通过区域合作等方式逐渐脱钩。
最终，美国可能会成为美洲的美国。过度膨胀的美元难以再充当世界货币，美国经济需要脱虚向实，恢复实业与金融业的基本平衡。在国际事务上，美国需要改变干预他国内政的做法，更多地采取平等合作的方式解决世界治理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邻国可能是其最重要的合作伙伴。邻国无法搬走，只能学会相处，这或许是美国未来需要学会的重要课题。与邻国共同发展，不仅是洲域体系的时代使命，更是国家的核心战略选择。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空间距离始终对国际贸易产生深远影响。据研究数据显示，距离的增加会导致贸易、股本交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下降。尽管经济学上的距离并非简单的几何直线距离，而是指商品、服务、资本穿越空间的难度和挑战，但美洲国家间的相对接近性无疑为彼此合作提供了更大的经济性。这一点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实体经济开始向外部转移，加拿大和墨西哥成为主要的承接伙伴。随着三方贸易和投资的持续增长，北美经济逐渐呈现出一体化趋势。在此基础上，美、加、墨三国通过多轮谈判，共同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该协议规定，三国将分阶段取消商品关税，并在服务、投资、知识产权、采购等多个领域展开合作。这一协议的实施，为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奠定了基础。
自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实施以来，美、加、墨三国间的贸易壁垒被拆除，市场得以开放，极大地推动了贸易增长和对外直接投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自贸区运行初期，三国间的货物贸易额迅速增长，同时直接投资额也呈现大幅增长态势。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仅形成了一个拥有近5亿人口、近20万亿美元产值的大规模自贸区，而且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极。
与欧盟和东亚合作有所不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种组合实现了优势互补。例如，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能源资源与美国形成互补，增强了整个区域的能源生产能力。在制造业领域，墨西哥的人力资源与美国的技术资本相结合，促使美国将部分工作转移至更具竞争力的部门，提升了整个区域的制造业竞争力。墨西哥的加工制造业也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明星。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区域合作的巨大潜力。作为世界最大的自贸区之一，北美自贸区能够形成规模经济效应，降低平均成本，取得竞争优势。三国在经济水平、资源禀赋、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使得区域合作更加丰富多彩，资源配置更加合理。近年来，北美自贸区在商品进出口总额方面保持领先地位，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区域之一。
北美自贸区的建立也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新趋势。即使是经济规模达到世界第一的国家，在面对洲域化国家集团的竞争时，也需要通过区域合作来应对挑战。欧洲发达国家间的联合对全球优势地位的新挑战，开启了“区域主义”对全球化体系的替代过程，并推动了北美自贸区的形成。北美自贸区内部的伙伴关系与欧盟内部关系相似，当民族国家开始放松边界对商业与贸易的限制时，这种区域一体化将促进大型商业贸易区的出现，甚至可能催生洲际的政治联盟。南美洲的自主发展之路：挣脱依附的历程
由于北美和欧洲的经济中心地位，北美自贸区内的三国发展格局呈现出明显的差异。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自贸区内扮演着核心角色。这种核心地位并非总是和谐共赢的。事实上，加拿大和墨西哥虽然加入了北美自贸区，但它们的经济发展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的支配和影响。尤其是在危机时期，这种不平衡的政治权力格局往往会阻碍相互救助，甚至成为强国向弱国转嫁危机的杠杆。墨西哥虽然加入了北美自贸区，但并没有完全摆脱依附式发展的模式，仍然处于区域体系的边缘地带。这种现象引起了人们对北美自贸区一体化进程的质疑。
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历经多年，表面上的阻碍集中在市场开放程度、农产品补贴等细节上，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美国试图通过推广“华盛顿共识”来确保其在全球贸易中的主导地位。美国对南美国家提出了过多的要求，试图剥夺它们在主权保障下的竞争力。这种现象导致南美国家开始寻求自主发展之路，形成了如“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国家集团”等组织。而美国的某些行为甚至导致南美国家出现了反美的情绪。
近年来美国和古巴关系的改善以及美洲合作进程的开启为美洲带来了新的机遇。尽管我们尚不清楚这是奥巴马的策略还是对世界大势变化的认知，但美洲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时代的门口，合作的大门已经开启。为了更好地认识金融化时代的世界，我们需要从货币体系和币缘联系的角度来区分区域。货币已经成为了区分不同区域的重要纽带。历史上，货币区往往与贸易区紧密相关。在实物货币时代，货币主要联系体现在贸易领域。但随着金融化的发展，货币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币缘圈”成为了新的研究焦点。在这个背景下，“币缘圈”指的是若干国家以统一货币为纽带形成密切合作关系的空间区域。随着金融化时代的深入发展，建设币缘圈的动力也日益显现。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世界形势，南美洲等国家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新的发展道路。虽然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但合作已成为美洲不可逆的进程。我们将密切关注这一进程的发展，并期待其带来的积极变化。随着货币体系中的贵金属逐渐被剔除，信用货币逐渐崭露头角，并成为全球货币体系的主导力量。对于国家而言，选择何种货币作为贸易结算工具和储备货币，背后除了经济和政治的考量，更多的是对这一货币背后信用的信任与依赖。选择某种货币，实质上就是选择与谁保持更紧密的经济与政治联系，是对其信用的认可。
在二战后的特定历史时期，除了经济互助委员会所维护的卢布区域，全球大部分地区都倾向于使用美元，这使得美元成为关键的世界流通货币，构建了以美元为核心的金字塔式货币体系。这一趋势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军事优势以及美元所具备的流动性紧密相关。大部分地区被纳入美元体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美元圈。这不仅反映了货币经济的复杂性，更体现了深刻的国际政治意义。即使在货币区内，权力的分配和平衡也是决定性因素。
欧洲国家在寻求摆脱美元霸权的过程中，开创了通向欧洲超主权货币——欧元的道路。欧元的诞生不仅标志着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独立发展，更是对美元全球霸权的有效分解。欧元的设立，不仅是一个经济选择，更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选择，为欧洲的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创造了条件。尽管我们尚无法确定欧洲模式的最终成败，但建立一个能够独立运行的区域币缘圈是摆脱外部金融支配的必经之路。
从高空鸟瞰全球，我们可以看到两大主要的币缘圈：以环太平洋地区为主体的美元币缘圈，以及以欧洲为主的欧元币缘圈。这两个币缘圈的形成，不仅是全球货币体系的裂变，更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全球格局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全球视角来看，国际政治正在回归地区，全球主导货币体系正在经历裂变。美元体系受到区域货币的强势挑战，被迫让出部分利益和区域，体现了全球美元体系的收缩。这一趋势预示着未来全球货币体系将朝着多元化发展，出现多个区域性的货币体系。
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币缘圈是国家货币区的扩大与提升。欧洲国家通过联合与合作，成功缔造了超越国家货币的区域货币——欧元，改变了在单一国家货币体系时期受制于美元体系的局面。抱团的欧洲不仅扩大了经济规模，也获得了与美元抗衡的权力。未来世界的力量中心将不再是单一国家，而是由多个币缘圈组成的共同体。
从区域角度看，币缘圈是地区国家共同经济政策的结果。亚洲金融危机揭示了外部投资的不稳定性对地区经济的影响。金融资本的贪婪本性推动了区域国家建立币缘圈的进程。这种收缩、凝聚与扩展交织的复杂运动，是币缘圈诞生的原因，也是其发展的动力。
在这一进程中，“穷帮富”的荒唐现象是金融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而建立币缘圈正是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金融资本的无序流动和贪婪本性，推动了区域国家寻求金融自主和建立币缘圈的决心和行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单一国家面对拥有强大金融和军事力量的美元体系时，都不可避免地会在经济、政治和安全方面感受到压力。面对这种压力，发展中国家往往只能采取依附性的经济和社会模式，不断受到美元体系内在缺陷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为了改变这种不平等状态，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之路，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组织化的方式，与经济发展程度和规模相当的国家建立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更是政治和安全层面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币缘圈成为制衡全球金融霸权的有效手段。币缘圈的形成和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时代争取平等地位、实现自身稳定发展和提高全球竞争力的关键途径。通过建立币缘圈，这些国家可以形成相对独立的货币体系，掌控生产与交换的主导权。这不仅有助于避免受到全球金融动荡的冲击，还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收益。
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提出的“洲际化”趋势，为我们理解币缘圈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在这一进程中，地理空间的接近仍然是促进合作的重要条件。但各国需要根据自身利益和实际情况，跨越地理限制，与其他国家形成泛洲域或跨洲域的共同体和币缘圈。金融全球化改变了国家利益的形态，导致币缘政治成为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构建币缘圈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需要各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中建立信任，逐步扩延到贸易、关税和生产等领域，并最终进入货币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各国通过币缘的中介作用，化解矛盾和冲突，建立起休戚与共的机制与制度性联系。最终，这些国家将形成一个超越国家利益的共同体，通过经济合作促进彼此的政治认同。
相对于全球体系，币缘圈是一个相对封闭并能长期运行的经济体。它是一个比较完整、具有内敛性、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同时也是与外部世界平等开放的经济体。在币缘圈内部，各国通过合作形成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优势，实现自身稳定发展和提高全球竞争力。最佳货币区理论为币缘圈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而在实践中形成的币缘圈则具有包容性、灵活性和应对全球性金融挑战的韧性。它不仅是经济水平接近、产业结构相似的国家之间的合作空间，更是一个具有浓烈的国际政治色彩的超国家主体。通过构建币缘圈，各国可以在统一货币体系内获取各种资源和服务的发展空间，实现互惠式交换。
需要注意的是，各区域的特点和情况各不相同，因此建设币缘圈共同体的路径也会有所不同。这需要各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利益需求来制定适合自己的发展策略。构建币缘圈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和智慧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压力。欧洲国家之间因其大小接近、发展水平相近、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法德轴心的政治和经济向心力，推动了欧共体的建设，这是一种“同一性的整合”。这种整合体现了欧洲国家对共同未来的追求和团结协作的精神。
与之相比，亚洲的整合过程则呈现出更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亚洲国家体量悬殊，发展水平和制度差异大，历史文化背景复杂，这些因素导致了域合作采取的是“竞争导向的一体化”。加之美国对亚洲合作可能导致的脱美化担忧，对域的经济整合，特别是货币与安全的合作持反对态度。
通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全球金融危机，亚洲国家逐渐认识到组建亚洲共同体和币缘圈的重要性。金融资本的盘剥和美式全球化体系的束缚，使亚洲国家意识到只有实现金融独立，才能摆脱金融资本的控制，摆脱边缘地位，成为世界舞台上的真正一极。
从长远角度看，泛亚区域拥有充足的自然资源、完整的工业体系及庞大的消费市场，具备建立独立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共同体和币缘圈的条件。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亚洲国家在基础建设、投资融资、产业链合作、文化交流以及金融货币领域进行更多的创新和合作。
从全球历史视角观察，币缘圈共同体既是全球体系的收敛，又是国家体系的扩展。它是能量聚积的过程，也是肌体生发的姿态。随着现代主权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让渡部分主权，组织起超越国家的洲域共同体。欧洲最早出现主权国家，如今也在这一潮流中积极行动，这显示了超国家共同体的趋势。
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是经历了长期战争和政治妥协的结果。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主权国家的地位和平等原则，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主权国家作为一种新型人类共同体，既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保障，也是其经济基础。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探索超越主权国家的洲域共同体模式。
这一趋势引发了人们的深思：洲域共同体会是像主权国家体系那样绵延数百年的洋流，还是只是短暂翻腾的浪花？是长久解决世界秩序问题的设计，还是应对短期挑战的策略性反应？历史上有许多出乎意料的转折，使人们难以做出明确的判断。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未来走向如何，洲域共同体都是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的追求和努力的体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诞生并非出自精心设计，而是历史长河中数十年冲突与斗争的无奈结果。这一体系的独特之处在于，只要国家接受主权平等的基本原则，便可在保持自身政治、文化、宗教特色的同时融入国际社会，受到国际秩序的保护。其看似简单、无过多的实质性规定，却恰使这一体系在国际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需要模糊空间的领域更显其价值。而那些条款清晰、规定严格的和约，往往因力量格局的变迁而失去效用。在解决世界秩序难题时，我们需要以无用为大用的智慧，以全新的视角去解读历史事件。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内部存在矛盾。它旨在打破旧式王权和宗教一统，承认欧洲国家的多样性，并推动欧洲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这一体系在确立主权国家间平等原则的也赋予了主权国家追求霸权的动力。它创立了和平目标的均势机制，但欧洲为恢复均势而不断陷入战争的现实表明，资本在一国之内积累的主权国家体系难以适应资本全球扩张的趋势。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面前，各国难以独立生存与发展。建立洲域共同体成为主权国家抵御全球资本的屏障，也是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路径，尤其有助于防止边缘国家沦为剩余价值永久提供国。各国可通过参与区域或次区域组织来避免国家的覆灭。当前时代，各国面临合纵连横的选择，目标不再是互保战争，而是组织化的合作发展。英国脱欧公投的困境体现了这一选择的重要性：是让渡部分主权加入欧盟、保持争议中的孤立，还是重建超国家合作组织？在规模和实力决定国家地位的今天，建立超国家共同体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资本具有不断积聚财富的本能，体现为对权力的极端控制和攫取行动。在金融全球化时代，资本通过体系化的力量追求全球霸权，以维持最大化利润的目标。全球霸权是资本帝国的圣杯，是其维持积累的必要条件，但同时也是其衰落的原因。没有国家能仅凭自身力量长久维持世界性霸权。霸权国家为集中财富和权力而表现出极化过程。从1648年的几个中心到1900年的少数国家走入世界中心，大部分国家仍在边缘地带挣扎。中心与边缘的扩大使全球资本体系的极化结构更加脆弱。
历史证明，单一主权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面前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性，难以摆脱“依附性发展”的命运。要改变这一现状，各国需要通过超国家的合作来争夺一线生机。两次世界大战是发达国家争夺全球体系主导权的极端体现，但也催生了新的力量中心，如苏联的建立和第三世界的崛起。这些反体系力量的形成和壮大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和主权国家共同体的形成，为超国家合作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苏联在与美国的竞争中黯然失色，并非源于两国间的直接对比，而是源于两大体系间的深刻差异。经互会组织，局限于东欧地区，难以与全球范围内的大西洋及亚太地区的大半个世界进行体系化的竞争。与历史悠久、历经锤炼的大西洋体系相比，经互会组织更多是苏联在二战后势力范围的产物，这导致了一个僵硬、等级化、缺乏有机联系的体系，难以吸纳新兴国家的参与。当美国成功将沙特这样的石油生产国和日本等国纳入其体系时，苏东体系在竞争中不可避免地处于劣势。在此类体系竞争中，规模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它构筑了综合国力的基石。
除此之外，苏联领导层未能认识到资本主义金融化对国家力量形态的改变，因此未能在货币金融领域展开战略博弈。尽管如此，这段以建构新体系对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程，为未来反体系运动指明了成功的方向。
一个国家或地区体系要在全球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必须遵循自然法则，形成足以对抗主导体系压力的能力。结盟是一种古老而有效的策略。欧洲在主导世界时，通过传统结盟维持的均势体系虽有一定效果，却难以持久。康德，这位启蒙时代的哲学家，提出各国自愿组建联邦，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普遍政治安全体系。这一设想在欧洲成为世界次中心时得以实践。从苏东集团瓦解之际，欧洲就开始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全面推进欧洲联合，旨在实现集体安全和维护经济利益。欧盟是首个洲际联盟，主权国家为谋求合作让渡部分主权，以平衡美国对单一国家的力量压制，维护欧洲在世界体系中的次中心地位。
为了与全球体系相抗衡，洲域体系不仅需要经济规模，更需完整的产业链、独立的政治和金融体系等。高效的科研教育体系、维护自身安全的决心与能力也是关键要素。除了这些力量范畴的因素，洲域共同体还必须有道义和利益的双重感召力，通过共在共享的道义“协和众国”，实现各国间的互助互利。
现今的全球化是资本驱动的全球化，是人类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当单一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无法为资本长期积累提供保障时，调整或改变世界秩序成为资本的必然选择。全球资本遗弃制造危机的美国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过高的代价如庞大的美军和全球基地网络、持续的战乱以及大国间的冲突威胁全球安全，全球资本可能会选择抛弃这种高风险的模式。欧洲模式可能成为一个替代方案，其注重国家平等和民族多样性。英国脱欧体现了洲域化进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但这无法逆转超国家合作的历史趋势。亚洲的历史印痕为其实现后来居上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东方式的选择。东亚的“地域经济圈”在全球舞台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焕发出足以影响世界的新活力。亚太地区在全球的影响力可能是对西方冲击的反作用力，正在参与塑造未来世界。塑造历史：全球格局下的洲域共同体崛起
随着全球资本的流动和亚洲的积极响应，历史进程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的另一重要推动力，源于发展中国家努力改变自身边缘地位的努力。面对强大的全球资本及其代表国家，无论是传统还是新兴，都需凝聚合力以应对挑战。欧洲的联合、泛亚区域的合作，以及北美自贸区和南美国家联盟的出现，正共同瓦解单一的美式全球化体系，展现出新的全球秩序。
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正逐渐发生变化。超国家的洲域共同体作为新的基础单元，正加入到全球社会中，与主权国家一道成为建构世界新体系的关键部分。未来的世界将是多元资本、多种社会组织方式和多种文明的共存之地。而能源、通信技术的进步是推动这一历史趋势的关键力量。
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指出，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能源和通信媒体促进了国家市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如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各方面将超越地理限制，各大洲成为经济生活的新舞台。当前的经济转型由全球化向洲际化转变，商业和贸易的大部分增长将在洲际市场上实现。这导致了一个新趋势：从全球化向洲际化演变。
洲域共同体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更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的概念。它超越了国家地理空间范围和经济政治框架，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其范围广泛，甚至可能超越地理上的洲。作为人类共同体，其核心在于人们之间的认同感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组织方式。洲域共同体是主权国家的联合体，也是未来全球体系中的重要新主体。
从洲域共同体的经济结构来看，它拥有支撑自身发展的基础资源和市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及金融服务业。为确保经济活动和共同体的持续发展，还需配备足够的人口、后备劳动力的教育体系、科研体系和军事力量。相互包容的文化、化解矛盾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也是其不可或缺的部分。与以往的主权国家体系相比，洲域共同体具有鲜明的特征：单个国家不再独自行动，而是在地缘上形成紧密联系的共同市场。
长期以来，主权国家一直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体。但在未来的世界体系中，洲域化的共同体和币缘圈将成为主导力量。主权国家将继续存在，但不再是唯一的主角。超国家的欧共体、泛亚共同体等将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板块。这将使全球视野下的洲际政治地位日益凸显，地缘政治的竞争也将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全球与区域的币缘政治博弈。
注释：
[1] “钻石十年”的说法源于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的演讲中对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的展望。
[2] 亚洲投资银行是22015年建立的代表性金融机构之一。
[3] 在重要的历史时刻，关键问题如货币与金融的重要性不亚于战争。如今，货币与金融问题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一战后的情境。需要更全面的策略来处理这些日益复杂的全球性挑战问题不仅仅取决于个体国家独立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更需要国际社会团结合作以寻求最佳解决方案这意味着超越地域限制和政治利益寻找合作的可能性和建立更为广泛的合作机制为未来全球发展开辟更加公平可持续的道路共同迈向一个更加繁荣和谐的世界局势下的未来是一个多元共存相互依存的时代我们必须意识到全球一体化进程正在加速进行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来应对未来的挑战共同塑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未来已来我们必须携手共进共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