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士大夫和底层百姓之间的矛盾有多深

今天，我们跟随奇闻网菜谱宝网的小编一同走进一个历史丰富、文化繁荣的时代。这个时代以市民文化的繁荣著称，文艺趋向市俗化、平民化，城市也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突出的发展，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文艺高峰。

回溯到宋代，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不乏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描绘的官民和谐相处的场景，“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展现了市民与官员之间的深厚情感。宋代与底层百姓之间的压迫和矛盾，实质上已经发展到了极点。

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评价宋朝：“财取于万民，唯恐其有余；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这表明，宋代市民文化的繁荣和文艺生活的丰富只是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是百姓遭受的重压和苦难。

庶族士大夫的崛起是宋朝政治的一大特点。这一群体在掌握高层政治权力后，与士族门阀的腐朽垄断不同，他们在取代士族门阀后却逐渐失去了原有的进步意义。宋代对于士大夫的过分优待和纵容，使得这个阶层严重失控。士大夫们运用阶层特权时显得肆无忌惮，更是对底层百姓表现出歧视和漠视。哪怕是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一旦登上政治舞台，也会表现出对底层人民的优越感。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的言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尽管宋代有大量的官民和谐相处、官吏为百姓谋福利的记载，但这并不矛盾。因为士大夫口中的“民”，往往并非指底层百姓，而是指地主豪强等富民。宋代户籍制度中的“五等版籍”也反映了这一点。士大夫对于三四五等的主户以及没有自己耕地的客户，存在极尽的歧视。他们往往提到的“民”，事实上只包括一二等的富民，这些富民与士大夫阶层联系紧密。宋代士大夫大多来自庶族地主阶层，他们更容易与地主阶层勾结。而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制度，使得知识分子一旦掌握政治权力，就很容易利用政治上的优势令自己的家族成为大地主，这也使得宋代士大夫往往都只考虑富民的利益。

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宋代的道德评价开始注重小节而忽略大体。这种道德观念的转变使得士大夫阶层在对待底层百姓时表现出冷漠和无耻。黄震对宋朝政治的评价“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揭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宋代的道德评价不再把善待恩养底层百姓作为重要的评定标准，甚至成为拉帮结派、互相攻讦的党争工具。

宋代的文化繁荣背后隐藏着的是对底层百姓的压迫和剥削。市民文化的发达只是中上层城市居民和士大夫阶层联合压迫底层百姓所表现出的繁华表象，背后则是无数贫农、佣工惨遭重税盘剥、官吏压榨、豪强欺凌的血泪史。这种道德的崩坏和士大夫阶层的无耻行为，也是宋代政治的一大痛点。自汉晋以来，清议在华夏大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于善抚百姓、崇尚节俭、赈济灾荒以及推广教育等善举，清议始终将其列为重要的评价选项。士族虽居高位，但常常畏惧清议对家族前途的影响，因此也会收敛对百姓的压迫并建立善举。而那些善举突出者，更常被引为名士，受到世人的敬重。

以汉末辽东的管宁为例，他通过推广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等行为，积极推广教育，使得海内都对其充满敬重。到了宋代，清议的规模虽然达到了高峰，但其形式却变得浮夸迂腐。

当时的台谏为了迎合上意，攻击那些被认为是"伪学之言"的言论。尽管他们畏惧清议，却不愿公开斥责如程朱理学等学派。《宋史》中载有诸多人物传记，其中一些人虽才气超逸、长于诗文，却因撰写某些文章而遭到清议的讥讽。例如韩侂胄的北伐进取派，因被清议所非而备受诋毁。甚至有人通晓律法、敢于任事，也会被清议认为缺乏士大夫的气质而遭到抨击。

由此可见，宋代的清议已经失去了评定道德操行和实绩的价值，转而关注虚无缥缈的名节、道理等迂阔的内容，以满足部分士大夫阶层的利益诉求。这种风气使得士大夫崇尚务虚而懒于实务，昧于小节而忘于大义。

我们必须摒弃那些被宋代发达文化所蒙蔽的表象，以及那些名臣遍地的史书中的自我吹捧。实际上，宋朝的农民起义次数高达多次，频率空前。甚至在建国不久，四川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王小波李顺起义。这些起义足以揭示宋朝对底层百姓的压迫是触目惊心的。

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历史真相，不要被那些浮华迷雾所蒙蔽。宋代的清议之风，虽然曾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但到了后来却成为了一种无耻之风。这种风气蒙蔽了士大夫的双眼，使他们忘记了真正的道义和实绩，只顾追求虚无缥缈的名节。我们应该以史为鉴，汲取教训，不忘初心，方得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