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读书改变命运 宋朝科举为什么会出现榜下

我是风趣网的小编，今天我要跟大家聊聊一个颇具话题性的故事，那就是“剩男剩女”现象。这个故事不仅在现代社会普遍存在，其实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有着相似的情境。

在古代宋代，尽管没有像现在这样的生活压力和晚婚潮流，但同样存在着一些“剩男”。与当下不同的是，那时的“剩男”大多是因为执着于功名，而非因为生活压力。

宋代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和录取人数的增多，为读书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大家都知道，科举制在隋代兴起，到宋代逐渐完善。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宋代重视文化教育，以文人治国。这样一来，官吏的需求量大增，科举取士成为了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

宋代的科举制度相当规范与公平。比如，不准在朝官员推荐考生应试；对试卷实行“糊名”“誊录”，防止作弊；主考官临时差遣，并实行“锁院”法，即主考官在考试前与外界隔绝。

随着统治阶层的需要和科举制度的完善，科举考试和录取人数逐渐增多。为了提升士子的荣耀感，北宋科举殿试后还会举行唱名仪式。这种仪式使得进士们倍感荣耀，也使得新科状元在婚恋市场上变得非常抢手。

除了科举制度本身的吸引力，宋代官户的“特权”也是吸引广大读书人的重要原因。成为官户意味着进入了新的阶层，享有各种特权，如政治上的恩荫、经济上的免税和劳役、文化上的特殊教育等。

正因为这些诱人的待遇和特权，许多下层读书人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而耽误了结婚。他们苦读求取功名，形成了许多大龄未婚青年。一旦得中进士，这些问题往往会很快得到解决。正如一首诗所说：“富家不用卖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新科状元在婚恋市场上非常抢手。不仅有高官显贵们急着物色女婿，许多富豪乡绅也争着与他们联姻。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婚姻观念的转变，“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下层读书人有了更多的选择与机会。

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人们对于婚姻和功名的追求都是相似的。古代的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实现人生的逆袭，而现代的人们则通过各种途径追求自己的幸福。无论是哪个时代，“剩男剩女”现象都是社会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追求。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归宿。在古老的宋朝，高邮富商徐成甫以显赫的财富和深远的眼光，将女儿许配给了同乡士子秦观，并留下深刻的家训：“子当读书，女必嫁士人。”这一传统价值观，如刘克庄的家训“男传家学，女嫁士人”一样，深深地烙印在宋朝的社会文化中。

在宋朝的时代背景下，达官显贵与富豪乡绅都积极地向进士们抛出橄榄枝。当张榜唱名日来临，这些显贵之家摩拳擦掌，围观择婿。在这种互利的联姻中，显贵之家注入了新生的力量，而青年进士则通过成为宰相或其他显贵的女婿，进一步官运亨通，飞黄腾达。

北宋宰相的女婿是宏词科出身的，后来官至宰执的富弼的女婿冯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皇佑元年中状元，年轻未婚，又风度翩翩，很快成了热门女婿候选人。甚至引发了一连串的争夺战，包括仁宗张皇后的伯父张尧佐假传圣旨，以财富相诱。但最终，冯京选择了富弼的女婿之路，后来官至高位。

与此一些商人为了拉拢新科进士，不惜重金。宋人笔记《萍州可谈》中就有记载：“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商人争与士人联姻的主要目的，是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虽然与官户相比，商人的社会地位仍然较低，但通过与未来的官僚——科举及第者结为姻亲，他们可以获得免税权或其他利益。

“榜下捉婿”并不只是一场闹剧。它使一些出身低下、贫困的科举及第者身价大增，实现了人生的逆袭。真正的“读书改变命运”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但这种社会风气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一些士子为了中得进士而读书，一旦得中便得到应有的一切，这种“双刃剑”效应使得一些人为了追名逐利不择手段。“榜下捉婿”对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它推动了宋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形成了浓厚的读书风气。宋代私人办学也因此兴盛起来。四大书院——石鼓书院等弥补了官学的不足。“榜下捉婿”还激发了商人的积极性，对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这个充满书香与商机的时代里，“读书改变命运”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宋代的文化繁荣与社会氛围鼓励着每一个有志之士追求自己的梦想。从达官显贵到富豪乡绅再到普通士子与商人之间形成了复杂而富有生机的社会网络在宋代这片繁荣的土壤同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