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欧洲与中国谁更专制？

导读：欧洲与中国，因历史环境不同，整体差异显著。关于财权、军权的绝对控制，中国在中世纪已远超欧洲国王。那么，欧洲与中国，究竟谁更专制呢？

近日，环球时报刊发一文《莫妖魔化中国古代制度》。文章称，中国古代王朝拥有谏议、史官等先进制度，皇帝并非绝对独裁。相较之下，欧洲王朝的独裁程度更高。仔细研读史料，我们发现这篇文章的对比过于简单和片面，与事实相去甚远。

中世纪欧洲与中国最大的不同在于政治体制。欧洲大多实行封建主义，而中国则是专制主义。在5至13世纪，欧洲国王与臣属间基于契约关系；国王作为贵族一员，需通过贵族会议共掌权力；其权力范围仅限于王室领地，之外的区域由封建领主全权管理。西欧早就有制约王朝的机制，如英国的“贤人会议”，拥有在国王之上的立法、审判等权力。但13世纪后，王权扩张，建立起“绝对君主专制”，仍受议会制约。

反观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六国，至1911年灭亡，一直实行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全国设立郡县，统一选拔官员、征收赋税，大权集中皇帝手中。人们通常认为相权、谏议权能制约皇帝，但实则因这些权力源自皇权，其作用非常有限。

具体到财权方面，西欧国王仅拥有统治权，而无所有权。这表现在征税上，国王需依赖王室领地收入、司法收入及贵族缴纳的“封建协助金”等维持宫廷和开销。当收入无法覆盖运行与国防开支时，国王必须征得纳税人同意才能征税。如英国的御前会议、贵族大会议、国会，法国的三级会议等均为征税而设。

在中国，君者发令，臣者行令于民，民众向皇廷缴纳税赋乃天经地义。皇帝可依据需求随意开征新税，有时因急政而加重赋役，甚至朝令夕改。

由于不掌握财权，古代欧洲国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无法拥有完全效命于自己的军队。打仗时，国王需依据封建契约请贵族出兵或向银行借款。如1215年英王约翰因战争而将贵族的“兵役免除税”增加16倍并大幅提高继承税从而引发贵族反抗导致签署《大宪章》。光荣革命后英国的国家财政权被议会掌握。

在意识形态领域古代欧洲国王同样缺乏专制力量。最主要的干预力量来自教会。“君权神授”下国王代表上帝行使世俗权力而上帝的代言人即教会这使得国王的合法性受到教会的制约。罗马教会对国王权力有实质性限制当国王权力运用不当时人们可寻求教会保护因此古老德国习惯法提到上帝将精神之剑留给教皇世俗之剑留给皇帝以维持平衡和正义。

教权对王权的干预表现在王权常需寻求教权支持这一点在历史中屡见不鲜。在欧洲历史的某个时期，征服者威廉在进军不列颠之前，从教皇手中接过了一面旗帜，这象征着罗马教廷对其军事行动的全力支持。黑斯廷战役后，约克大主教为威廉加冕，宣誓中明确了他对维护教会权力的承诺，同时也表明了他作为贤明之王的决心。王权与教权之间的联盟并非永恒不变，二者间的竞争与冲突也屡见不鲜。

回溯到中世纪欧洲的历史纷争，皇帝与教皇之间因争夺主教任命权而矛盾激化。亨利四世皇帝在1076年宣布废黜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然而教皇并未屈服，选择开除亨利的教籍并废黜其王位。教皇的行动得到了德国人的支持，亨利四世因此陷入了困境。最终，他不得不向教皇求饶，甚至在风雪交加的日子里，身着平民衣服在教皇住所外长时间等待接见。获得接见后，亨利四世亲吻了教皇的靴子以示臣服，并恢复了他的教籍。

与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尽管儒学也倡导“君权神授”，但儒学群体本身并不掌握这种意识形态的终极解释权。他们更像是皇权专制的附庸。以董仲舒为例，他的大一统思想受到赞赏，但他的“天谴论”，旨在约束皇权，却遭到了皇帝的唾弃。甚至当董仲舒试图以“天意”批评皇权时，他险些丧命。

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徐复观承认，近代对统治者权力的限制主要求助于天，而非宪法。他认为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没有任何社会势力能够与专制的政治势力进行正面的抗衡或抗争。在中世纪欧洲，“意识形态”代言人教皇册封国王是常态，而在中国则是皇帝不断加封“意识形态”代言人和孔子后人。显然，在精神层面的专制程度方面，中国古代皇帝无疑更高。

简而言之，古代欧洲国王和中国皇帝的专制权力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欧洲，“王在法下”，君权是有限的；而在中国，“法自君出”，皇帝几乎拥有国家的所有统治权。欧洲国王从未实现过行政集权化与司法一体化，他们的权力受到其他部门的监督；而中国皇帝则是权利的集大成者，拥有绝对的权威。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中国的专制程度高于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