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上的世界之最(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

第二章 史料的概述与特点

历史书写与研究都离不开史料，而史料的运用需要经过批判性的处理才能构建真实的历史。对于罗马史的研究而言，一手史料指的是来自罗马时代的各种资料，它们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的思考和感受。而现代学者撰写的关于罗马史的通史或专题研究著作则被称为二手资料。罗马史的一手史料主要分为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两大类，其中文字史料又包括文学史料和文书史料。这些不同类型的史料各有其特点和价值，也各有其局限性，因此在进行研究时需要使用不同的方法和技能。

一、文学史料概况

文学史料是罗马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古典文学的各种体裁以及罗马文学发展历程的详细讨论，可以参考孔德的《拉丁文学史》等经典著作。这些著作详细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家和流派，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史料。需要指出的是，罗马帝国的文学史料是多语言的，主要以拉丁语和希腊语为主。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承和选择性保存，现在存留下来的古希腊、拉丁语文学历史作品并不完整，有些甚至只剩下残篇。在使用这些文学史料时，我们需要保持谨慎的态度，并结合其他史料进行相互印证。

二、史料的批判与分析

在使用史料时，除了关注文本传抄的精确性外，史料的批判和分析也是必不可少的步骤。芬利的《古代史证据与模式》是一本了解古代史料缺陷以及如何运用史料的重要入门读物。其他著作如伍德曼的《古典史学史中的修辞》等也探讨了古代关于“真相”的概念和理解，对于我们理解史料的真实性和价值很有帮助。格兰特的《希腊罗马历史学家信息与误传》揭示了古代作家无意的误传或刻意的篡改，也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介绍性读物。对于如何区分一手史料和二手史料以及如何运用这些史料进行历史研究，可以阅读郭小凌的《古代的史料和世界古代史》一文。这篇文章以李维的《罗马史》为例，阐述了如何根据研究目的和内容选择合适的史料，具有很高的方法论价值。通过对这些著作的学习和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掌握史料的运用方法提高历史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在文献保存过程中存在偶然性和随机性因此需要更加谨慎地对待每一个文献资料同时也要不断探索和发展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以提高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研究水平。莉萨·豪在《真相与训谕：希腊化时代撰史者的双重目的》中深入剖析了波利比乌斯和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关于“真相”的见解。她指出，波利比乌斯所追求的“真相”（ἀληθεία）并非单一的年代和事件的真实性和精确性，它还包括了褒贬的真相。这意味着，在波利比乌斯的叙述中，任何过度的赞扬或批评都被视为偏离了真相。更重要的是，道德训谕与追求真相的目标相辅相成，二者共同构成了撰史的核心。

从史料层面看，古代作家的创作不受版权约束，他们在引用资料时很少提及出处，这为后世学者研究带来了困难。尽管有研究者认为古代作品可能存在“时代错乱”的现象，但这并不能否认古代史学作品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和地位。事实上，古代作家更重视文学感染力、文体风格以及遣词造句，他们旨在通过历史题材的作品传达道德训诫和价值观。例如，李维的《建城以来史》通过“范例”来教育后世，凸显了道德警世的目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古代史家在描述人物和事件时，更侧重于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历史的道德价值，而非单纯追求历史真实性。

普鲁塔克，这位2世纪的传记作家，明确指出了获取真相的困难，即便书写者身处事件发生的年代。他本人的《希腊罗马名人平行传记》并不以编年记史为己任，而是聚焦于塑造伟大人物的性格。如塔西佗这样的历史学家，尽管声称自己撰史不带个人情绪，但在运用史料时也难做到完全“忠实”。比如他对高卢人能否进入元老院事件的描述，以及对罗马城大火场景的描绘，都显示出了古代史学书写与现代史学书写的差异。

近年来，有学者对将史学作品视为修辞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他们呼吁回归以“真相”为核心的罗马史学史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作家来自元老和骑士阶层，他们的作品主要反映了罗马上层人物的视角，往往忽视了平民和小人物。在使用这些史料时，我们必须警惕其可能存在的局限和偏见。

古代历史学家的作品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他们时代、文化和价值观的反映。在研究和解读这些作品时，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和价值观，同时警惕可能出现的误区和陷阱。在深入研究和理解史料时，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一系列关键问题。关于罗马时代，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在古人的眼中，哪些事件或物品值得记录于何种文体之中？某部特定作品是由哪位作者创作，其读者群体是谁？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又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对于理解古代文献的价值和重要性至关重要。

尽管古代作家的作品受到时代的局限，但它们仍然是无可替代的历史资料。牛津大学的著名古代史学家弗格斯·米勒指出，历史研究不仅要关注“发生了什么”，还要探究当事人如何看待这些事件。古代作家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从古代视角看待事件的机会，这种视角是后世难以复制的。

在西方古典学界，帝国时期的文学常常分为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黄金时代以维吉尔、奥维德等人为代表，他们的作品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文学创作巅峰。白银时代则以小塞内加、斯塔提乌斯等为代表，虽然这一划分带有主观色彩，但反映了不同时代对文学发展的认识。简单地将拉丁文学创作水平归因为下降是不够准确的。

本文将古代作家大致分为诗人和散文作家两类，按时间顺序简要介绍重要的作家及其代表作。诗歌与散文的区别主要在于诗歌受格律约束，强调音乐性，更适合咏唱。在题材方面，诗歌和散文的界限并非绝对。例如，哲学题材的作品可以以散文或诗歌的形式呈现。自老加图之后，罗马时代的历史创作多以散文为载体。当在公元313年获得合法地位后，主流作品中的元素逐渐增多。

对于特定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涉及多个方面，包括历史背景、社会地位、体裁、文风、语言特色、主题等。以下将按年代顺序介绍一些重要的诗人。

恩尼乌斯是罗马早期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诗人和剧作家之一。他的诗歌创作具有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功能，其作品在罗马文学史上影响深远。恩尼乌斯的作品受到许多后世作家的推崇，包括西塞罗、维吉尔、奥维德等人。他的史诗《编年纪》是罗马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诗，虽然如今只有残篇留存，但恩尼乌斯的桂冠永远在意大利各族中间享有盛名。该史诗强调了罗马英雄的业绩和勇武精神，但也存在一些神话故事的演绎成分。通过对恩尼乌斯的了解和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罗马文学的发展脉络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恩尼乌斯的创作也体现了他的独特视角和对罗马历史的独特表述方式。卢克莱修是另一位重要的哲学诗人，他的生平鲜为人知，但其作品《物性论》却对伊壁鸠鲁哲学进行了最完整的阐述。这部作品揭示了事物的始基和宇宙的奥秘，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和价值。通过对卢克莱修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影响。《物性论》作为一部重要的哲学长诗也体现了卢克莱修的卓越才华和深刻思考。这些古代作家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历史见证通过深入研究他们的作品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古代文明的发展脉络和思想演变过程从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根源。西塞罗盛赞维吉尔的《农事诗》，认为其深受《物性论》影响。维吉尔的诗歌中展现的天才和技艺令人瞩目，正如他所说，“知晓万物缘由之人，何其幸运”。卢克莱修更是阐述了为何要用诗体来书写哲学——哲学是灵魂的医，诗歌的魅力如同蜂蜜，帮助孩子喝下良药。在对未知的恐惧面前，我们都是孩子。若想深入了解卢克莱修的研究，可阅读《剑桥卢克莱修指南》。

卡图卢斯是罗马史上著名的诗人之一，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维罗纳。家境殷实的他受过良好教育，青年时代移居罗马后很快凭借诗才跻身名流社会。现存的诗歌包括格律、风格、体裁各异的作品，其中不乏表达他对一个女子的执着热烈的爱情的诗篇。这位女子被诗人称为莱斯比娅，可能便是西塞罗笔下的克劳狄娅。卡图卢斯钦佩希腊莱斯博斯岛的女诗人萨福，因此将恋人称为莱斯比娅。他的诗歌深情款款，深入人心，周作人、王焕生、张竹明等均有选译。关于卡图卢斯的西文研究著作十分丰富，可参阅近年来出版的“卡图卢斯指南”以及李永毅的《卡图卢斯研究》。

贺拉斯是另一著名的拉丁诗人，生于维努西阿城，为释奴之子。他曾在雅典求学并参与了腓力比战役。共和派失利后，贺拉斯被后三头所赦免。其诗深受维吉尔赏识，并得以推荐给奥古斯都的密友麦凯纳斯。贺拉斯的诗歌题材广泛，包括抒情诗、颂歌等，众多名句传世。其早期诗歌较为苦闷，但后期的杂咏和书简则充满哲学思考与轻松诙谐。国内对贺拉斯诗作的译注与研究有了显著进展，李永毅的《贺拉斯诗全集拉中对照详注本》是必读之作。近年来，刘皓明的《贺拉斯〈赞歌集〉会笺义证》为中文读者提供了更多参照，不同的翻译策略与选词原则展现出不同的意境与风格。

这些伟大的诗人以他们的作品丰富了人类的文化宝库，为我们提供了欣赏美的对象和思考人生的途径。他们的诗歌充满魅力，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欣赏。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被誉为罗马乃至西方文学史上的杰出诗人。他创造性地融合了希腊诗歌的手法与体裁，留下了不朽的著作。

他的《牧歌集》宛如一片璀璨的文学星空，吸引了无数读者的目光。杨宪益的译本如繁星闪耀，被广大读者所熟知。而党晟、翟文韬等人的译本也为这部经典注入了新的活力。值得一提的是，“迪金森古典学”在线平台还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接触原著的机会。

在罗马帝国时代和中世纪，维吉尔的作品都被尊为拉丁语言文学的典范。其中，《埃涅阿斯纪》作为他的长篇史诗，叙述了特洛伊城的陷落和埃涅阿斯的逃亡之旅。这段旅程充满了波折与神祇的干预，最终埃涅阿斯在意大利安家落户，建立了新的家园。这部史诗不仅是维吉尔的杰作，更是罗马历史的重要载体，被广泛应用于拉丁语教学。

对于这部史诗的解读，学者们众说纷纭。有的认为这是对罗马帝国的颂扬，有的则看到了其中的悲观色彩。但无论如何解读，《埃涅阿斯纪》都折射出了奥古斯都时代对罗马历史的深沉思考。这部史诗融合了《荷马史诗》的元素，同时又不失维吉尔的独创性。神话与现实、罗马的过去与未来都在其中交织，使得这部史诗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

近年来，维吉尔的作品得到了新的译介与研究。萨拉·鲁登的译本以其清朗的译文和明快的节奏赢得了广泛的好评。作为英文世界第一位翻译《埃涅阿斯纪》的女性，她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兰登书屋还出版了芝加哥大学古典学家沙迪·巴奇的译本，为这部作品注入了新的活力。

除了维吉尔，普罗佩提乌斯（Sextus Propertius）也是奥古斯都时代的一位杰出诗人。他的爱情哀歌深受亚历山大里亚诗歌的影响，格律独特，充满了情感的深沉与热烈。

这些诗人用他们的智慧和才情，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使我们对罗马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们的作品不仅在当时备受赞誉，而且至今仍然具有巨大的魅力，吸引着无数读者和学者。在普罗佩提乌斯的哀歌世界里，既有短小精悍的数行，也有情感深沉、绵延百行的长篇。他的诗歌，如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大量运用神话元素，咏叹着爱情的酸甜苦辣，描绘着爱情的煎熬、忧伤、忧虑以及甜蜜。普罗佩提乌斯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专家们的独享领域，并未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这种状况在近年有所改变，他的《哀歌集》有了王焕生的中拉对照译本，得以更广泛地传播给世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

提及奥维德，我们不得不想到这位奥古斯都时代的著名诗人。他饱读诗书，对古希腊罗马文学史有着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其诗作深受荷马史诗、希腊悲剧以及诸多前辈诗人的影响，是研究古典文化的重要文献。奥维德的诗歌技艺高超，手法多样，他自视甚高，把自己的诗才与伽卢斯、提布卢斯、普罗佩提乌斯相提并论。

根据奥维德的作品线索，他于公元8年被奥古斯都流放到黑海边的托米斯。流放期间，他经历了许多苦难，并在作品中表达了对流放生活的不满。关于他流放的原因，诗人自己在《哀怨集》中给出了一个非常模糊的解释，即“一部诗歌和一个错误”。后世学者对此有各种猜测，而历来的研究重点之一是诗人与奥古斯都之间的关系。近年来，研究者不再局限于二元对立的框架，而是把奥维德看作一个过渡时代文化建设的参与者。

还有其他杰出的古罗马诗人如马尔提阿利斯、斯塔提乌斯和尤文纳尔等。马尔提阿利斯虽然出身并不富裕，但凭借自己的才华在文学界取得了诗名。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机智、讽刺与率直。斯塔提乌斯是所谓白银时代的史诗诗人，他的诗作在中世纪影响颇深。而尤文纳尔则是1世纪后期及2世纪初的讽刺诗人，他的讽刺诗中充满对社会不平的辛辣嘲讽和无情鞭笞。

这些古罗马诗人的作品丰富多彩，各有特色。他们的诗歌充满了智慧与情感，是古典文学的瑰宝。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汲取灵感，感受他们的才华与魅力。波利比乌斯的洞察：罗马崛起的深度解析

波利比乌斯，这位阿卡迪亚的迈加洛波利斯出生的学者，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理解，为我们揭示了罗马崛起的秘密。他不仅是外交和政界的佼佼者，更是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他的生活经历丰富多样，曾作为亚该亚同盟的使者滞留罗马长达十七年，这段经历使他得以近距离观察罗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在小西庇阿成为第三次布匿战争的统帅后，波利比乌斯更是亲历了罗马与迦太基的战场，目睹了迦太基的毁灭。他用希腊语撰写的《历史》旨在探索罗马何以能在短期内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

在这部史作中，波利比乌斯详细阐述了其关于罗马宪政的著名理论。他认为罗马政体为混合政体，执政、人民和元老院之间互相制衡，造成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之间的平衡。这种独特的政体结构正是罗马的独特与优越之处。波利比乌斯的观点为我们理解罗马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老加图：罗马政坛的杰出人物与农业经济的先驱

老加图，出身并不高贵，却在罗马政坛上崭露头角，成为公元前2世纪最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之一。他以严苛、节俭著称，并反对希腊文化对罗马的“侵蚀”。他的传世之作是《农业志》，这部著作为我们了解罗马共和时期的奴隶制经济、农业经营方式和理念、生产规模以及作物种类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老加图的观点和行为为我们理解罗马社会的农业经济和政治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西塞罗：拉丁文学的巨匠与共和末年的核心人物

西塞罗是拉丁文学的巨匠和罗马历史上最出色的演说家之一。他的政治生涯在动荡的共和末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凭借杰出的演说才能进入元老阶层并担任执政官。他的文学作品包括法庭辩护词、演说、政治散文等，是研究共和末年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西塞罗的文风绵密，遣词造句匠心独运，其作品如《反喀提林》演说和《菲力匹克》演说都是文学史上的经典篇章。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他的才华和智慧，也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恺撒作为一位政治家和演说家也留下了宝贵的文学作品如《高卢战记》和《内战记》这些作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那个时代政治军事的宝贵资料也为研究拉丁语文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通过对波利比乌斯、老加图、西塞罗和恺撒的介绍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古罗马的历史和文化以及拉丁语文学的魅力。这些散文作家的作品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他们通过不同的视角和笔触记录了古罗马的历史和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和艺术鉴赏价值。他们的作品不仅让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也让我们感受到人类文明的辉煌和多样性。这两部战记在叙述上独具匠心，仿佛是以目击者的身份，用报告文学的方式，娓娓道出历史的片段。它们采用第三人称的叙述角度，看似客观，实则充满主观色彩，为凯撒留下了深刻的个人印记。这些战记并非纯粹的史学著作，也不是普通的兵书，而是承载着浓厚的宣传意味和政治色彩。它们像是一篇篇动人的故事，旨在影响世人及后世对凯撒功过的评价，为凯撒树立应有的历史地位。这两部战记的中文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深受读者喜爱。

瓦罗是一位博学的学者，著作丰富，但传世的不多。他的《拉丁语研究》共有25卷，如今只剩下6卷。尽管如此，他在罗马历史上的影响仍然深远。他是老普林尼撰写《博物志》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瓦罗还是罗马的农学家，他的《论农业》一书为我们揭示了罗马的农业智慧。中文译本由王家绶翻译，商务印书馆于1981年出版。

撒路斯提乌斯出身平民氏族，却在政治舞台上与凯撒并肩作战。他曾任新阿非利加行省总督，并在任职期间积累了巨额财富。卸任后，他专注于写作，留下了许多重要的著作。《朱古达战争》和《喀提林阴谋》是他的代表作。撒路斯提乌斯的文风独特，被昆体良赞为“不朽的迅捷”。小塞内加对他的文风并不以为然，认为其行文有时显得断裂、语句简短到难以理解。但无论如何，撒路斯提乌斯在罗马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他的史家和散文作家的名声一直延续到公元4世纪以后。中文译本由王以铸、崔妙因翻译，《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由商务印书馆于1995年出版。

撒路斯提乌斯的写作方式不同于老加图，他善于将个人置于历史舞台的中心，深入刻画每个人的动机和行为。在《喀提林阴谋》中，撒路斯提乌斯记录了凯撒和小加图在元老院的发言，展现了两人对喀提林事件的不同看法和处理方式。虽然撒路斯提乌斯被视为凯撒派的人物，但在记录这次发言时，他并没有明显偏向任何一方。关于朱古达战争，撒路斯提乌斯选择这一主题除了熟悉作战地点外，更重要的是暴露当时元老贵族的腐化堕落。

维特鲁威是一位重要的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他的《论建筑》（又译为《建筑十书》）共10卷，为研究希腊、罗马建筑提供了宝贵的理念和理论价值。维特鲁威认为建筑师不仅要有专业知识，还要有广泛的文化素养，甚至应当是个哲学家。比如建筑剧院需要研究声学知识、设计建筑需要考虑采光和光学知识以及选址与健康因素的关联等等。这些都体现了维特鲁威对建筑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见解。

这些学者和他们的著作都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他们的作品内容丰富、文笔生动、深入浅出地为我们揭示了古罗马的辉煌与衰落以及建筑艺术的发展与创新。这些作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也为后人提供了无尽的启示和灵感之源。以Vitruvius Ten Books on Architecture的英译本为底本的译注本引言

李维，这位罗马史上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以其《建城以来史》为我们揭示了古罗马早期历史的丰富细节。出生于现今意大利北部的帕多瓦，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李维的生涯紧密相连。他的著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罗马从共和制向帝制转变的珍贵见证，更展现了他对勇敢、服从、虔敬、爱国等美德的推崇。尽管他的史料来源丰富，选择性地引用了许多编年史家的著作，但他在使用这些史料时并非毫无瑕疵。李维的《建城以来史》更多地反映了经历多次再加工的历史轶事，而非早期罗马历史的客观记载。在理解和研究这部作品时，我们需要持有批判性的眼光。

狄奥多罗斯、斯特拉波以及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等历史学家，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他们的作品不仅反映了各自的时代背景，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罗马社会、习俗和历史的独特视角。例如，狄奥尼修斯以旁观者的眼光来看罗马社会和习俗，讲述了从罗马起源至第一次布匿战争时期的历史。斯特拉波的《地理志》则是研究罗马帝国境内地理形态、资源分布、习俗以及民族风尚的重要文献。这些历史学家的贡献，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研究罗马的历史和文化。

帕特库鲁斯，一个常被罗纳德·塞姆蔑称为阿谀奉承者的历史学家，他的《罗马史》为我们提供了与塔西佗和苏维托尼乌斯完全不同的视角。在他的笔下，罗马的统治者并非都是虚伪、阴险、荒淫和冷酷的形象，而是有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英明决策。这些历史学家们的不同视角和观点，为我们揭示了罗马历史的多元面貌。

对于Vitruvius Ten Books on Architecture的英译本为底本的译注本而言，它将为我们呈现古罗马建筑的魅力和深度。这本书不仅是建筑学的经典之作，更是研究古罗马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文献。通过这个译注本，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古罗马的建筑艺术、城市规划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欣赏和研究古罗马文明的窗口，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认识这个伟大文明的辉煌与魅力。帕特库鲁斯的与众不同之处，使得他的《罗马史》独具特色并因此显得尤为珍贵。[126]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所著的《名事名言录》是一部充满趣味和实用性的手册，他在书中集中探讨了德行、恶行、宗教仪式和传统习俗等主题，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启示。这部作品的目的在于提供一本实用的手册，对于研究罗马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帮助作用。塞内加是一位出生在西班牙的修辞学家和悲剧作家，他的生活经历充满波折，著作丰富多样，包括《书简集》、《论天命》等作品。科路美拉的《农业志》为我们了解早期帝国的农业经济、农田管理和经营提供了宝贵的史料。老普林尼的百科全书《博物志》涵盖了众多领域，是研究罗马世界的重要文献。弗隆提努斯的《罗马水道》对研究罗马城市设施和行政管理很有价值。犹太贵族出身的约瑟夫斯因写作用希腊语而闻名于世，他的著作引发了关于其身份和动机的争议。昆体良是第一位被韦斯帕芗皇帝任命为修辞学教授的人，他的《演说术》为人们提供了雄辩术的精髓。至于费斯图斯，关于他的生平我们知之甚少，他可能来自高卢并在2世纪下半期活跃于历史舞台。这些人物及其著作都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罗马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偶尔能瞥见那些蕴含着丰富知识和深邃智慧的文献残篇，它们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我们对过去的认识之路。如今，我们仅存的费斯图斯文献，如同一部百宝箱，尽管残破不全，却蕴含着早期拉丁语语法的精髓和罗马早期文化的丰富宝藏。

费斯图斯的这些珍贵资料，主要源自维瑞乌斯·弗拉库斯的《词语的意义》。这位奥古斯都时代的学者，被钦点为奥古斯都养子的老师，其著作规模宏大，足以见证当时罗马世界的历史文化繁荣。从费斯图斯的摘抄中，我们可以窥见罗马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其在早期发展中的丰富多样性。

当我们转向希腊，另一位伟大的文化巨人格外引人注目——普鲁塔克。这位出生在克罗尼亚的饱学之士，不仅是传记家、道德家，还是哲学家。他的著作如《道德教谕》，充满了对婚姻、女性美德、儿童教育等话题的深入探讨。而《希腊罗马名人平行传记》更是将古代希腊、罗马历史上的名人配对作传，充分展示了伟大人物的性格魅力。他的作品中洋溢着对希腊文化和历史的自豪，以及强烈的公民意识，为后世激活了对古典学的广泛兴趣。

塔西佗，这位笔锋犀利的罗马史家，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深刻的历史观察和对人物的生动刻画而著称。他的作品虽遵循“不怒不喜”的原则，却具有浓厚的戏剧性色彩。他刻画的人物形象鲜明，如提比略、卡利古拉等，都成为罗马史上的经典形象。塔西佗的作品中弥漫着悲观主义，但也充满了清醒的认识。他并不单纯反对帝制，而是对元老院和元首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剖析。他借书中人物之口，表达了对帝国本质的看法，对罗马行省员的腐败无能进行批评，同时也对理想的君主有所期待。

这些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作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更为我们展现了人类历史的波澜壮阔。他们的观察、思考和洞察，让我们对过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他们的作品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人类的瑰宝。塔西佗的作品充满了民族志的影子，如在《阿古利可拉传》中对不列颠部落的细致描绘，以及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对各日耳曼部落、分支习俗和文明程度的详尽叙述。与其说他是为了客观地记录这些民族，不如说他通过这些民族志的素材，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这些所谓的“蛮族”中，塔西佗看见了罗马昔日所拥有却已失去的纯朴和勇武的品质。小普林尼在给塔西佗的信中曾高度评价其史学的价值，认为他的史作会经久不衰。塔西佗在其身后的影响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尽管他的作品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但对其风格的模仿者寥寥无几，且他的作品在四世纪后受到作家的批评。中世纪的人们对他的作品并不熟悉，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他的作品才被重新发掘出来。对于塔西佗的研究，塞姆的《塔西佗》仍然是经典之作。特别是《日耳曼尼亚志》一书，因其被用作洗脑工具而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地位。塔西佗的作品对于理解罗马社会和政治有着重要意义。与此他的交往圈也是相当广泛的，与当时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有交集。小普林尼是学者老普林尼的外甥兼养子，是一位显赫的罗马人物。他的作品《书信集》等为我们了解二世纪初期的罗马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苏维托尼乌斯则因其职务之便获得了许多内部资料，写下了关于罗马皇帝的传记。而爱比克泰德是一个斯多葛哲学的重要人物，他的思想影响了后世许多斯多葛哲学家。佛罗鲁斯和阿庇安等人在历史学和哲学方面也有显著的贡献。塔西佗及其同时代的人物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料，对于我们理解古罗马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马可·奥勒留，这位公元2世纪的“五贤君”之一，在帝国内外动荡之际，以斯多葛哲学为精神支柱，用希腊语写下的个人哲学思考笔记《沉思录》至今依然散发着智慧的光芒。他的通信集也是了解公元2世纪政治、文化的宝贵资料。

阿普列乌斯，这位北非享有盛名的哲学家和修辞学家，其代表作《金驴记》是一部充满奇幻色彩的小说，讲述了路奇乌斯被魔法变成驴后历经磨难的动人故事。这部作品不仅对了解罗马时代的宗教仪式和风土人情有很大价值，也在欧洲文学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阿普列乌斯的《申辩篇》是他自我辩护的杰作，成功反驳了他面临的指控。

盖伦，这位小亚细亚的帕加马人，对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理论推崇备至。他的医学著作涉及多个领域，为后世了解古代医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安东尼疫灾期间，他对人及情的观察记录更是成为宝贵的史料。盖伦不仅医术高超，他的学术视野也极为开阔。他深入研究罗马文化，并将自己的见解融入作品中。他的著作不仅是医学宝典，更是文化瑰宝。

而卡西乌斯·狄奥的历史观则更侧重于从罗马人的角度出发来叙述历史。他的《罗马史》虽然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被历史学家批评者所指出但通过这部作品读者仍然可以了解到从罗马起源到帝国时期的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风云。作为史家他虽然没有关注到的发展北方蛮族的威胁等重要的历史问题但他对于罗马历史的记录仍然是权威且引人入胜的史料来源之一。与此同时赫罗狄阿努斯作为一位叙利亚历史学家也有着重要的贡献他以其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揭示了古代历史的某些片段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线索。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及其作品共同构成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璀璨星空令人敬仰和赞叹。这些历史人物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也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研究素材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文化繁荣。（三）晚期古代作家

罗何巴克尔在《晚期古代的史家》一书中对晚期古代史家的分类给我们提供了深入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视角。他区分了四类史家：古典化史家、简史作家、教会史家以及辩护史家。自公元三世纪以后，取得合法地位，与异教的交锋中，宗教倾向明显影响了史家的写作风格和立场。在众多作家中，作家如拉克坦提乌斯和尤西比乌斯尤为突出。并非所有文学作品都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像《罗马君王史》和马克罗比乌斯的著作就不易看出宗教倾向。这一时期，以宗教印记是否明显为标准，我们可以将相关作家及其著作分为几类进行介绍。由于篇幅限制，无法涵盖所有作家，建议读者阅读罗何巴克尔的《晚期古代的史家》一书以了解更多信息。阿兰·卡梅隆的《罗马的异教徒》和收录早期教父及其著作的《尼西亚及后尼西亚教父选集》也是值得一读的书籍。

1. 印记明显的作家和著作

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是一位重要的作家，他的作品《上帝的建制》用七卷书批判多神教的荒谬，论证的真理。他认为希腊、罗马的哲学并非真正的智慧，人们因短视和贪恋世俗而陷入愚蠢与邪恶。他的另一部作品《论迫害者之》则列出了罗马史上曾迫害的皇帝及其事迹。尽管他的目的是反驳传统信仰，但他的作品对后世研究罗马宗教和文学具有极大的帮助。尤西比乌斯是另一位著名的作家，他的作品如《教会史》和《君士坦丁传》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君士坦丁传》虽然对君士坦丁大帝多有赞美之词，但也不能完全视为忠实的人物传记。

除了这些明显的作家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作家和著作也值得我们关注。例如阿米安等异教作家的作品就展现了不同的历史观和文化背景。《简史》或《摘要》性质的罗马通史在这一时期也颇为流行，这些著作简洁明了，虽然缺乏细节和长篇分析，但对于了解当时的历史和文化有一定的帮助。马克罗比乌斯的著作不易看出宗教倾向，也是了解当时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参考。总体来看，晚期古代作家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在了解这些作家的过程中，我们也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奥古斯丁：罗马的先知

在罗马努米底亚的塔加斯特诞生的奥古斯丁，成为早期最著名的教父和神学家之一。早年他放纵自我，信奉摩尼教，但随后深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转向阅读古典作家的作品。尽管不擅长希腊文，他却以拉丁语的笔触，在米兰教授修辞。387年，他正式皈依，这一决定影响了他一生的写作与思想。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自传性地记录了他的心灵历程，而《上帝之城》则为辩护，揭示异教徒是灾难之源。他批评罗马因追求“荣耀”而非“正义”而失败，认为异教诸神无法保护罗马免受灾祸。在奥古斯丁眼中，真正的和平与幸福只在“上帝之城”。他的著作对中世纪早期的神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奥罗修斯：为辩护的历史学家

与奥古斯丁熟识的奥罗修斯是辩护史代表人物，他的《驳异教史》从基督徒的视角叙述罗马的历史、传说、地理和外交。此书不仅回应了410年罗马之劫，也论证了灾难并非因而起，人类历史上早就有过更多的灾难。奥罗修斯的写作角度独特，为辩护。

阿米安：晚期罗马帝国的历史巨擘

阿米安是罗马帝国的大史家，他的作品《史记》用拉丁语写成，展现了希腊和拉丁文化的交融。阿米安的写作风格受塔西佗影响，他的作品包括自涅尔瓦至瓦伦斯时期的历史。由于阿米安历经多位皇帝，他的著作也为我们了解异教贵族对帝国化的反应提供了宝贵资料。尤利阿奴斯皇帝虽受教育，但更倾向传统多神教和新柏拉图主义，阿米安对其评价颇高。这位皇帝本人的作品丰富多样，包括各类文学作品。因此阿米安的作品不仅为我们揭示了晚期罗马帝国的历史面貌，也为我们理解当时的文化和宗教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尤利阿奴斯皇帝与阿米安等作家的作品共同构成了我们理解晚期罗马帝国的重要史料。同时国内学者叶民的《的古典阿米安和他笔下的晚期罗马帝国》为我们更深入地了解阿米安及其作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阿米亚笔下所描述的萨珊波斯的阿米达之战以及尤利阿奴斯波斯远征的失利等历史事件也成为研究军事史和欧洲民族史的宝贵资料。正因为有了这些杰出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我们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并研究那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宗教和军事变迁。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在亚历山大里亚的西里尔（Cyril）的驳文中，我们可以窥见《反基督徒》（Adversus Christianos）的核心论证，尽管这部著作未曾广泛流传。此书是了解四世纪下半叶异教与关系的重要资料。尤利阿奴斯的著作，为我们揭示了罗马政治文化、皇帝与城市之间关系的宝贵史料。它也是了解四世纪文化和历史的窗口。

利巴尼乌斯，这位叙利亚的安条克人，生活在公元四世纪，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学者和作家。他的交游广泛，无论是异教徒还是徒，都视他为友。他的作品中，既有对尤利阿奴斯皇帝的推崇，也有对的同情。他的演说词和通信是研究四世纪帝国东部城市社会、文化、政治生活的重要资料。他的作品不仅丰富多样，而且文笔生动，是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重要媒介。

谈及佐西莫斯，他以希腊语撰写的《新史》（Historia Nova）为我们揭示了罗马帝国的衰落过程。他对传统“异教”神祇的冷落深感痛惜。这部作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从公元四世纪末到四一零年的历史画面，也为我们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值得一提的是，《新史》已经被译成中文，为更多中国读者了解罗马帝国历史提供了方便。

《罗马国史大纲》在中世纪的拉丁语教育中备受推崇，虽然其文字并非如西塞罗般华丽，但却简约明朗。谢品巍的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为中文读者揭示了这一历史教科书的魅力。

奥勒留·维克多的《罗马皇帝》虽叙述了从奥古斯都至尤利阿奴斯的罗马史，但因其文笔雕琢、晦涩，流传并不广泛。相较之下，《罗马国史大纲》因其简洁明快的风格而备受欢迎。

马克罗比乌斯的著作包括西塞罗的评论和《农神节对话》。他不仅是学者，还是诗人，其作品中融入了宗教、哲学和幽默元素。关于他是否是异教徒还是徒，学者们众说纷纭。

希多尼乌斯·阿波里那里斯生于高卢的卢格杜努姆（今法国里昂），他的作品不仅维持了高水平的文学标准，还涵盖了大量早期罗马文学的互文。作为一位徒，他的作品是研究罗马文学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除了文学史料，罗马研究还依赖于大量的铭文、纸草文献、钱币、法律及考古资料。铭文学、纸草学和钱币学等学科不仅辅助我们对罗马史的了解，更作为罗马文化、政治、宗教的媒介和参与手段，为我们揭示了罗马历史的方方面面。铭文的内容广泛，包括法律文书、皇帝圣谕等，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例如，《奥古斯都自传》等历史文件仅以铭文形式得以保存，为我们揭示了原始的历史记录。铭文与文学史料之间的对比也展示了史料之间的相互印证和补充的重要性。

这些史料不仅帮助我们了解罗马的历史和文化，还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多面性和生动性。通过对这些史料的深入研究，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罗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塔西佗与克劳狄：历史的重构与解读方式的转变

塔西佗在历史记载上的贡献，在于他在克劳狄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度的改造，形成了更为精炼、贴近自身风格的叙述方式。相较之下，克劳狄的版本更具有学术气息，他更侧重从罗马王政时代开始论证罗马对外部人才的吸纳，包括部分王权的外放。他多次提及与其自身相关的人物，旨在证明非意大利人同样拥有卓越才能，如他的代理人路奇乌斯·维斯提努斯，来自现今法国的维埃纳。塔西佗在改编时去除了这些人物，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多对比与探讨的空间。这种改编不仅帮助研究者更深入地理解塔西佗的撰史策略，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探讨历史学家所处时代的政治生活如何影响其对过去的叙述和构建。

塔西佗的创作时期正值图拉真和哈德良统治的2世纪。其时，来自西班牙的图拉真成为首位出身行省的皇帝。这一现象反映了罗马帝国西部殖民者和行省人在政治上的崛起，正如塞姆所言。这种背景使得塔西佗在构建“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时，与克劳狄有所不同。塔西佗更强调罗马历史上的敌人及被征服族群获得罗马公民权，并通过风俗、文化和婚姻关系与“我们”融为一体。这种转变在克劳狄的版本中并未明确提及，也就是说，风俗、文化和婚姻让原本的“他们”变成了“我们”。

在理解行省城市行政管理方面，出土于西班牙的弗拉维时代的《市政法》残篇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其中，伊尔尼法及《元老院关于老皮索的决议》等文献的出土，促使罗马史学家重新审视塔西佗的相关记载，并深化了对早期元首制的理解。

除了这些具有独特价值的铭文外，地中海世界数量最多的铭文当属墓志铭。尽管大部分内容简短、单调重复，但它们对于研究社会下层、家庭关系、婚姻状况等人口学、社会学专题极为有助，极大地补充了文学史料的不足。在行省、地方城市的研究中，铭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以弗所税碑等资料，为我们了解行省和整个地中海世界的货物流通、贸易成本提供了宝贵史料。

铭文学自蒙森编纂《拉丁铭文大全》以来，已成为罗马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铭文的用途远不止为研究提供辅助资料，它们本身也是参与罗马世界政治、文化构建的重要方式。双语或多语铭文在身份构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内学者也逐渐认识到铭文的价值，强调其非文献材料的特性、公共性、讲究的表达方式和视觉呈现形式等特点，使其成为沟通文献和考古遗迹的桥梁。

解读铭文时，存在技术上的难点。铭文中大量使用缩略语，不少缩略语的意思尚存争议；许多铭文存在损毁，修复工作困难重重；许多拉丁铭文没有明确的年代标记，使得断代工作充满挑战。尽管如此，铭文的研究价值仍然显而易见，它们为我们理解罗马世界提供了宝贵的视角。铭文学领域的独特挑战

铭文学作为历史研究的领域之一，拥有其独特的魅力和挑战。它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一座桥梁，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

铭文作为史料有其局限性

铭文学并非一项轻松的任务，其挑战首先体现在其局限性上。树碑刻字是一项需要花费的活动，并非每个人都能承担这一费用。铭文所展示的世界虽然比文学、文献史料更为广阔，但也同样将穷人排除在外。铭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繁荣与衰落有着自身的时间分配不均衡性。比如在麦克莫兰的《铭文习俗》中所述，1世纪以前的铭文数量较少，而在2—3世纪却达到了高峰。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仅凭某一时期的铭文数量多少来判断某一历史现象的重要性。铭文的使用还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文化选择，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间也存在着数量不均的情况，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晚期古代的铭文现象与早期罗马的铭文习俗有着明显的区别。对于研究者来说，理解这些差异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铭文的展示地点也经历了转变，教堂内部逐渐成为铭文展示的重要场所。

解读上的难点

铭文不仅仅是信息的载体，更是塑造公众形象的媒介。它倾向于展示最“正面”的形象，而掩盖或忽略那些不为人知的一面。从这一角度看，铭文并不比文学史料更加客观，它自身的片面性和主观性也给解读带来了难度。成千上万铭文中所出现的人物可能只是存在于这些铭文中，而无其他史料可交叉求证，这也使得我们难以确定碑中所列举的某人的美德是否是他（她）的真实写照。

铭文的发表具有选择性和延迟性

地中海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品中仍有大量未编辑、未发表的铭文。这意味着任何以铭文为主要史料的研究都很容易“过时”。早期的重要出版物如《拉丁铭文大全》等虽然索引非常详细、丰富，但搜索和查询却十分费时费力，并且存在不少石碑出处不明或记载不祥的情况，给学术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不足正在逐渐得到纠正。

对于入门者来说，想要深入了解铭文学，可以选择阅读戈登夫妇的《有纪年的铭文集》及《拉丁铭文图解介绍》。这两套书中附有大量实例图片，特别适合于练习阅读铭文。凯毕的《理解铭文》和博戴尔所编的《铭文证据》则侧重于如何有效使用铭文进行历史研究。《剑桥拉丁碑铭手册》及《牛津罗马碑铭指南》等较新的大全式参考书也是不错的选择。

在书籍的某一章节中，详细描述了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的纸草材料。这座城市位于意大利南部，和庞贝城一样，因公元前79年的维苏威火山爆发而遭受毁灭。还有其他章节涵盖了近东地区所发现的纸草文书。

当我们谈及纸草文献时，埃及无疑是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这为罗马史学家带来一个问题：从纸草文书中获得的信息是否只适用于埃及，或是可以类推以了解整个罗马帝国呢？这个问题触及了埃及作为罗马行省的特殊性和典型性。

在历史背景、行政律法、语言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方面，埃及确实有其独特性。奥古斯都在击败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后，保留了埃及的许多文化特征，如宗教神祇和希腊语的主导地位，并对亚历山大里亚表示仰慕尊重。由于埃及人口众多，是粮食的重要产地，奥古斯都对其行政与经济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使其从一个独立王国转变为奥古斯都的“私产”。他对埃及行省总督的任命权控制得尤为严格，确保总督只能来自骑士阶层。而且，未经他的允许，任何元老不得踏足埃及土地，埃及人也不得晋升罗马元老。

在财政经济方面，奥古斯都建立了“皇家私库”，这个部门主要负责除税收以外的其他皇室收入。在罗马帝国的初期，埃及居民被法律划分为四种不同的群体：罗马人、希腊人、犹太人和“埃及人”。这意味着一些在托勒密王朝时代享有特权的群体失去了他们的特权。罗马在埃及的基本政策是建立有序的社会等级，并限制各族群、各等级之间的经济、婚姻往来。这一点在《皇家私库管理规章》的各种条款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关于纸草文书，它提供的独特视角让学者们多有争议，是否可以用以了解整个罗马帝国。近年来，一些古代史学家如多米尼克·拉斯伯恩和罗杰·巴格诺尔认为，不能过分强调埃及的特殊性。他们认为纸草文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罗马帝国在行政、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一些普遍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制造纸草的水生植物并非埃及独有，纸草文书上的语言也并不局限于希腊文。美、法、德、意、荷、比、英、埃及、以色列等国都有研究纸草学的基地，学者们正在积极采用计算机技术及信息系统进行深入研究。

除了纸草文书外，陶片、（羊）皮纸及木板文书也是重要的文献资源。这几类文献有相对统一的编目体系，比如《希腊、拉丁、俗体、科普特纸草、陶片以及木板文书清单》就列出了所有合集的书目，并推行标准化的简称。各个收藏机构如密歇根大学所收藏的纸草文献都有详细的编目和发表。

通过深入研究这些文献，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罗马帝国的历史、文化和社情民意，进一步丰富我们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认知。罗马法：历史的积淀与后世的灵感源泉

罗马法，这一古代法律的精华，被完好地保留在古代作家的摘引、罗马法学家的专著、法典、铭文以及纸草文书中。其最早的成文法——《十二表法》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然而原文已散失，但其部分条文或残篇仍可在古代文献与《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中探寻。

西塞罗的《论题术》曾收编过罗马历史上的法律条文和观点，为我们揭示了罗马法的部分面貌。而在2—3世纪，法学家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他们的观点不仅体现在学术上，更通过不同途径直接影响了法律的发展。如帕皮尼安、保罗、盖尤斯等法学家，他们的观点不仅被后世所遵循，更在法律援引法中得到肯定，确立了他们在法律界的权威地位。

罗马并没有编纂法典的传统。在《十二表法》之后直到3世纪末4世纪初后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法典。公民大会通过的法律、元老院决议、法学家的观点等都是法律的来源。尽管这些来源丰富多样，但查找起来却充满挑战，因为数量庞大、观点纷繁复杂。值得注意的是，在卡拉卡拉敕令之前，罗马法的许多方面并不适用于整个罗马世界，许多地区保留了自己的传统。而法典的编纂则出现在罗马公民权普遍授予之后。

《狄奥多西法典》是第一部汇集帝国皇帝敕令的法典，其目的是为了便利学术研究，即使废弃的法令也被选入法典。这部法典虽受影响，但其基调并非单一宗教色彩，而是汇集了东、西两部分法律体系，是研究4至5世纪罗马法的重要资料。《查士丁尼法典》等其他几部重要的汇编作品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法律参考。这些法典都展现了罗马法的某些基本原则和对法律运作的思考方式，这些原则对后世的法律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未经审判不得定罪”、“对犯罪知情但无法阻止者无罪”、“诚信原则”等都可追溯到罗马法。这些原则在现代法律体系中仍然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价值。罗马法的全面复兴始于中世纪，并逐渐传播到欧洲各地，影响了各地的法律发展。罗马法不仅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更是特定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的结晶。虽然其中许多基本概念只适用于罗马社会，但其基本原则和法律运作的思考方式对后世法律产生了深远影响。罗马法是法律的宝库和思想的灯塔，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灵感源泉。在探寻人类历史的长河中，16至19世纪的欧洲法学发展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这一时期的法学进步，特别是人文主义法学派与自然法学派的崛起，均深深植根于对罗马法的研究、拓展与选择之上。

法国《拿破仑法典》（1804年）、奥地利《民法》（1811年）、德国《民法》（1900年）等伟大法典的编纂，其背后都可见到罗马法的影子。这些法典是法律界的灯塔，照亮了一片片漆黑的夜空。对于研究法律的专家和历史学家来说，教授罗马法课程如同穿越历史的长河，探寻古人的智慧。像密歇根大学的布鲁斯·福莱尔教授，他的《罗马侵权法案例选》与《罗马合同法案例选》等著作，融合了罗马法的具体案例、法学家的长断案原则以及罗马历史背景，为我们揭示了罗马法的深厚底蕴。

对于罗马史学家而言，透过罗马法探究罗马社会的面貌并非易事。实际上，这中间存在着诸多方法论上的挑战。罗马时代的法律并不直接反映人们的行为，而只是行为的可能性。在实际操作中，律法条文的保存各地有差异，抄本有出入，这都增加了法律应用的复杂性。在具体问题上，罗马法与地方习俗的交融中，究竟应遵循罗马法还是地方成规，往往因人而异，因事而异。

不仅如此，罗马在执法实际操作上的漏洞也是一大难题。法律条文作为史料的主要价值在于证明中央所面对的问题及其解决意向，但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得到了完美解决。由于我们所知的罗马法条文多来自5世纪和6世纪的两部法典，在研究其发展演变时，资料的断层和缺失成为了一大障碍。法典编纂后的废弃文件、旧著作等往往遭到毁灭，即便保留的条文也不完全反映原始规定。后世学者在理解具体规定上常常争论不休。

近年来，多位学者开始关注罗马法的社会功能，强调法律条文和法学家的论述不仅是纯粹的律法文献，也是文学创作的一种流派。它们是罗马贵族价值观的产物，并反映了其文字功底和修辞能力。罗马法的许多信息蕴藏在其修辞表述之中。比如，《狄奥多西法典》的夸张冗赘风格与措辞的恐吓性，体现了对皇权的敬畏和对晚期古代律法的政治宣传意图与道德警讯色彩。

在探寻罗马社会的实物证据方面，古罗马城市遗址、古建筑残骸、室内装饰、纪念碑、坟墓及随葬品等均为重要实物史料。这些实物的发掘、维护与阐释与考古科学紧密相连。考古在罗马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为我们揭示了罗马社会的多个层面。

罗马法的研究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探险之旅，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人的智慧与历史的长河。在这个旅程中，我们不仅要深入理解法律条文，还要关注其背后的历史背景、社会功能以及实物证据，这样才能更全面地揭示罗马法的深厚底蕴。罗马的遗产：古典考古学的多维探索

散布于地中海沿岸各国的罗马遗址，见证了古代文明的辉煌。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古典考古史，斯蒂芬·L.戴森的《求索过去》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的探索之旅。一个国家的考古投入与其经济力量和政治地位息息相关。在殖民时代，西方列强从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国搜刮了大量文物艺术品。英国考古学的兴盛与其帝国命运紧密相连，而古典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英国的影响。希腊的雅典不列颠学院和土耳其的安卡拉不列颠考古学院为古典考古领域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自安东尼·汉斯和戴维·沃尔克于1974年创建《英国考古报告》系列以来，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得以迅速呈现，至今仍在不断推出新的研究论著和报告。

国际合作是近半个世纪的显著趋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下的一系列多国参与的考古项目，如迦太基考古项目和利比亚谷地勘察，展示了跨国合作的成果。尽管与地中海世界相隔一洋，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积极参与地中海世界的考古项目，小亚细亚、埃及、希腊、意大利、叙利亚、保加利亚等地的考古项目中都有美国的身影。

城市及城市化一直是罗马考古的核心议题。庞贝城作为罗马研究史上的著名遗址，其发掘揭示了罗马帝国早期城市生活的丰富面貌。庞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伊特鲁里亚人和希腊人时期，后在罗马征服后逐渐转变为罗马殖民地。这座城市在政治上虽影响有限，但一直是中等城市中相对繁荣的一个。公元62年的地震和79年维苏威火山的爆发使庞贝城遭遇毁灭，但遗址的发掘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众多著作如茂武的《庞贝的生活与艺术》、道宾和福斯的《庞贝的世界》等都围绕庞贝展开研究。庞贝城的废墟中保留的大量建筑物为我们呈现了罗马帝国早期公共建筑物和民宅的基本结构，同时揭示了建筑风格的变迁与庞贝历史的紧密关联。必读书目如哈德里尔的《庞贝与赫库兰尼乌姆的住宅与社会》以及赞可的《庞贝的公共与私人生活》深入探索了庞贝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庞贝城在艺术史上也有重要地位，其保存完好的壁画和镶嵌画是研究艺术史的重要资料。

除了庞贝城，还有许多罗马遗址同样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这些遗址不仅让我们了解古代文明，更为我们提供了探索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宝贵资源。未来的考古学研究将继续挖掘这些遗址的更多秘密，为我们呈现更加丰富的古代世界面貌。

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庞贝城的争论也持续存在。赞可关于庞贝建筑风格变化的分析引起了学者的争议。朱庇特神庙的断代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有学者认为庞贝城的罗马化过程可能晚于赞可的推断，这一观点为深入研究庞贝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我们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发现和解读，为我们揭示古代文明的更多秘密。庞贝城：历史的瑰宝与研究的热土

庞贝城，这个闻名遐迩的历史遗址，以其丰富的艺术品和珍贵的史料，成为了历史研究和旅游经济中的璀璨明珠。其中最著名的艺术品当属“亚历山大马赛克”镶嵌画，描绘亚历山大大帝与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两交锋的战争场面。这幅画色彩绚丽、形象生动，人物面部表情极具张力，无疑是前4世纪希腊化时代的杰作。

庞贝城私宅中的壁画更是艺术的宝库。这些壁画风格多样，艺术史学家将其分为四种。从模仿大理石的庞贝一式，到擅长制造“透视”效果的庞贝二式，再到侧重平面装饰的庞贝三式，每一式都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而庞贝四式则更为繁复绚丽，擅长表现打开的门窗、阳台等，静物画也是其重要主题。

除了艺术品，庞贝城还保存了大量的公共铭文、墓碑以及墙上的题铭与涂鸦。这些墙上的文字内容缤纷，从竞选标语到失恋告白，不一而足。它们不仅为我们揭示了庞贝城各阶层尤其是释奴阶层的社会生活百态，还为研究拉丁语白话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些铭文中的“助选标语”更是揭示了罗马帝国初年城市政治的活跃以及民众在城市选举中的重要性。虽然关于这些“助选标语”的性质和目的仍存在争议，但它们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罗马城市政治与社会的重要视角。

庞贝城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是研究罗马史和罗马社会的活化石，更在于它总能引发新的问题，让学者们重新思考和审视原有的观点和理论。例如，对于庞贝城的经济结构和性质的理解就是一个持续探讨的问题。

庞贝城的考古成就对欧洲各地的考古活动有着直接的刺激。除了庞贝城，地中海周边国家不断有新的罗马古城遗址被发现，如意大利的奥斯提亚、突尼斯境内的杜伽等。这些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为我们揭示了更多关于古罗马的历史和文化。

庞贝城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也是旅游经济中的一大亮点。它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参观，为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庞贝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关于古罗马文明的信息，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该遗址的考古探索之旅始于20世纪20年代，引领着人们对古老文明的探寻。早期挖掘工作由法国团队启动，后由耶鲁大学接手并带领走向辉煌。历经二战的硝烟与战后间歇，终于在罗斯托夫采夫的指导下，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发掘并持续至今。欧罗波斯（Europos）遗址，俯瞰幼发拉底河，三面峭壁环绕，堡垒般的杜拉（Dura）之名由来已久。这座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年左右，由马其顿人建立。随着历史的演进，它成为帕提亚帝国的一部分，在大约一个世纪后被罗马人吞并，成为帝国的重要基地。在公元250年，新兴的萨珊波斯帝国将其毁灭。杜拉欧罗波斯位于罗马帝国的边缘地带，深受多文化种族的影响，是研究罗马边疆地带行省城市生活的宝贵资源。在这座城市中，多神教、犹太会堂与家庭教会与洗礼堂共存，为我们理解帝国边缘地带多神教与一神教的关系以及早期的境遇提供了新的视角。源于此处的众多文物被展示在耶鲁大学艺术馆中，其中霍普金斯与戈尔德曼的《杜拉欧罗波斯的发现》一书为探索这一重要遗址提供了理想的入门指南。

除了对城市遗址的研究，罗马帝国的乡村地带的考古发掘也备受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利比亚河谷勘测项目发现，古代利比亚的气候与现今并无显著差异，而罗马帝国时期的农业活动更为活跃。这一发现的功劳要归功于罗马时代居民所采纳的复杂蓄水系统。

钱币作为重要的实物史料之一，与考古学及历史学紧密相连，同时也是钱币学这一独立学科分支的关注焦点。在古罗马，早期钱币主要通过浇铸制作，铜币较为粗笨。共和中期以后，冲压成为主要的制币方式。的制作过程包括将模子上的图案和文字冲压到金属毛坯上。由于制作方法的原始性，罗马常存在厚薄不均、对焦不准、边缘粗糙的问题。在罗马研究中，钱币作为史料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铭文和图像上。共和时代的钱币上刻有锻造者的名字，而帝国时代的钱币则刻有纪年，这些都为历史断代提供了线索。帝国时期的上通常印有皇帝的头像和与时事相关的图像及简短铭文，这些图像和文字的选择背后涉及决策问题以及可能的舆论宣传功能。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如何，钱币肖像和铭文有助于罗马史学家研究皇权下的“形象塑造”。通过对钱币上表达皇帝美德的词汇进行量化统计，如“公正”、“尽职”等，可以揭示出皇帝统治时期的一些特点。

无论是城市遗址还是乡村地带的考古发现，无论是钱币学的研究还是历史学的探索，都在不断地为我们揭示古罗马文明的奥秘。让我们期待未来更多的发现和研究，为我们提供更多关于这一古老文明的深入了解和认识。在探讨罗马帝国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钱币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也承载了统治理念的变迁。从共和时期到帝国晚期，罗马钱币的演变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内外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在统治理念的裂变时期，钱币上的词汇和表达更为丰富多样。例如，“英武至极”（fortissimus）、“不可战胜”（inuictus）等富有军事色彩的词汇，以及“主人/君主”（dominus）等表达在钱币上更为广泛地出现。这些词汇的变化反映了统治理念的转变和军事力量的崛起。

随着罗马帝国的经济活动的繁荣，造币也发生了许多转变。从币种、进制、重量到成色，这些转变都与当时的内外环境密切相关。比如，三世纪的“通货膨胀”和造币成色不断降低的恶性循环，是研究罗马帝国经济政策不可忽视的一环。通过考察一个地区的货币流通状况和外来币种的多样程度，可以窥探该地区的贸易范围大小。

考古学家发掘出的钱币，对于研究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些钱币中，有些属于较大的储藏的货币群（hoard）的一部分。这些储藏的钱币，是古人出于各种原因以不同形式储藏的，比如用于墓葬中的陪葬或神庙中的许愿。这些储藏的构成、大小、发现地、时代等的不同，使得它们具有不同的史料价值。例如，通过对达奇亚地区所发现的钱财储藏的分析，可以得知罗马的银币早在前70年代就已经流入该地区，尽管当时该地区尚未被罗马征服。

罗马帝国境内各地的造币所采用的图案文字以及纪年方式各有不同，这对于研究各地区的文化传承与变迁具有重要价值。在研究以希腊语为主的行省和地区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钱币的研究，可以借助郝哥格（C.J.Hogego）的《钱币上的古代史》等著作深入了解如何利用钱币来研究历史。《罗马共和时代的钱币》及马丁利等所编的《罗马帝国时代的钱币》等著作也是共和及帝国时代历史、政治研究的重要参考。

罗马文物散见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其中，梵蒂冈博物馆、卢浮宫、不列颠博物馆等是藏品较为丰富的博物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地方性的考古博物馆以及独特的博物馆如位于罗马郊区的“罗马文明博物馆”，其展品多为罗马帝国境内重要建筑和文物的复制品。这些博物馆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罗马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古代的建筑物及艺术品不仅具有审美和艺术价值，还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它们不仅是人所用之物，更是历史的记录者。建筑与艺术是古代社会信息传输和记忆存储的重要方式之一。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研究罗马历史是深入了解古代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这方面，德国的赞可以及赫尔舍等艺术史学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参考。中文的罗马艺术史专著如朱龙华先生的《罗马文化》为我们从艺术史的角度理解罗马历史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和思考深度。对于研究者来说，掌握建筑及艺术品的背后历史和文化内涵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技能之一。对于艺术爱好者及历史学者来说，《罗马艺术从罗慕路斯到君士坦丁》一书，由郭长刚与王蕾翻译，原版作者南希·H.雷梅治与安德鲁·雷梅治创作。这本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并可作为罗马艺术领域的入门读物。它呈现给读者一个生动的罗马艺术世界，透过文字深入解读了罗马艺术的历史脉络与内涵。

文物作为历史的见证，其价值不仅在于物件本身，更在于其背后的历史背景。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并非所有的文物都是经过合法途径发掘和流通的。许多非专业的挖掘行为，往往对古代遗址和文物造成不可逆的破坏。而那些通过非法渠道获得的文物，往往缺乏关于发掘地点和地层等关键的学术信息。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些信息的缺失可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

据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考古学家斯蒂芬·戴森估计，1990年市面上约有80%的文物来自非法挖掘或出口。甚至在北美的一些知名博物馆中，也有不少通过非正当渠道获取的文物。比如2006年，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加州保罗·盖蒂博物馆以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都曾向意大利归还了一些文物。

各国针对文物的立法各不相同。以英国的《珍宝法案》为例，如果有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发现了具有300年以上历史的金银物件或多枚，他们必须向有关部门报告。近年来，关于文物交易规则、考古学家与艺术史家的职业道德、博物馆的功能等问题，引起了学术界严肃的思考和讨论。尤其是“谁拥有过去？”这个问题更是成为了热点之一。这个问题涉及法律、历史等多个层面，没有简单的答案。尤其在我国这样的文物流失国，这个问题更加紧迫且实际。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科技司）积极行动，组织翻译了约翰·亨利·梅里曼编的《、艺术与文物返还》（译林出版社，2012年），以推动相关讨论和行动。

这本书的出版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和探讨文物问题的窗口，也为我们揭示了历史的复杂性和现实的挑战。它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文物的保护与研究不仅是学术界的责任，更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与使命。希望通过这本书的推广与阅读，我们能更加珍视和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同时也为未来的研究与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