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加利亚第一帝国：希腊文明的复刻者

从鲍里斯的次子西米恩执掌保加利亚大权（从公元893年至927年）开始，保加利亚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权力巅峰。他被保加利亚人尊称为最有能力的君主，其统治时期也被视为保加利亚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

西米恩的童年在君士坦丁堡度过，深受希腊文明的熏陶。他被称为“海米亚戈斯”，对君士坦丁堡的魅力有着一生的迷恋。尽管他具备建立巴尔干半岛坚实帝国基础的潜力，但他的目光却坚定地投向征服拜占庭，渴望被承认为巴斯利乌斯。这一雄心壮志最终未能实现。

初次对希腊人的战役并未取得显著成效，因为希腊人召集了定居在匈牙利的马加人来助战，他们从北方进攻西米恩。为了寻求援助，西米恩回应了凶猛的鞑靼部落Pechenegs的召唤。这仅仅导致他们在罗马尼亚的定居。

在其统治中期（公元894-913年）的和平二十年里，保加利亚的内部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得到妥善组织，商业得到鼓励，农业蓬勃发展。在对希腊人的战争中，他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尽管在安基阿洛（现代的亚速路）遭遇了严重失败。他始终未能如愿以偿地从希腊人手中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在公元923年，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达成了庄严的和解。西米恩试图与阿拉伯人结盟，但这一计划受到希腊人的阻碍。此后，他决定全力进攻君士坦丁堡，蹂躏了马其顿和色雷斯。面对坚固的城墙、弹弓以及强大的舰队和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们，他最终束手无策。

西米恩的统治覆盖了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内陆，多瑙河以南，塞尔维亚的莫拉瓦河和伊巴尔河以东，以及阿尔巴尼亚的德林河。在他的统治下，拜占庭教会在保加利亚的影响力大增，神学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尽管人们通常关注君士坦丁堡的文学成就，但保加利亚的文学也在他的时代崭露头角。

西米恩去世后，他的儿子彼得继位。彼得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他迎娶了一位拜占庭公主。在他统治期间（公元927-969年），希腊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尽管公牛贵族进行了反抗，首都普雷斯拉夫成为君士坦丁堡的缩影。彼得的统治为他的国家带来了国内外的不幸。

在彼得统治期间，塞尔维亚人及其他民族开始寻求独立。一次由希什曼领导的起义破坏了整个国家的结构。他成功地从彼得的统治中分离了马其顿和保加利亚西部，并宣布独立。从那时起，保加利亚被划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半部成为拜占庭的一个省，西半部则成为民族生活的中心和民族志向的焦点。

博戈米尔异端在10世纪的蔓延也是妨碍保加利亚国内进步的另一个因素。这一卓越的理论建立在保利尼人的二元论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东方帝国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一位名为耶利米·博戈米尔的人在巴尔干半岛传道，其理念吸引了众多追随者。这一思想体系消极遁世，难以用武力解决。博戈米尔人不承认教会和国家的权威，拒绝纳税、斗争或服从。他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独特而激进，对保加利亚的社会和宗教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保加利亚，一种充满个人主义色彩的异端邪说如狂风骤雨般席卷而来，猛烈地撼动了这个社会的根基。尽管这个社会的稳定性并非坚如磐石，但这种异端邪说依然找到了迅速滋长的土壤。它在保加利亚民众中的普及程度，乃至在半岛上所有斯拉夫人中的风靡，无疑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希腊教会的森严等级制度，在为统治阶级加持的也增强了自身的权力地位。对于斯拉夫人而言，他们在这其中显得尤为弱势。博格米尔异端邪说从其浓烈的民族主义情怀和对巴尔干斯拉夫人民族性格的深刻呼唤中汲取了巨大的力量。这些斯拉夫人长久以来对教会统治下的持有不满态度。

无论是世俗的政权还是教会的权威，都无法轻松应对这一问题的蔓延；事实上，他们往往倾向于淡化其重要性，使得这种异端邪说如野草般顽强生存。在教传入之前，这种异端邪说从未被彻底根除，它的存在证明了其在民众心中的吸引力。

教的到来，对于保加利亚的教徒而言，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管理有方的教会，其教义和实践对教徒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与之相反，教的出现无疑加剧了这种异端邪说的影响力。因为这种异端邪说在保加利亚人中引发的共鸣，正是源于他们对现有秩序的不满和对自身民族身份的强烈认同。这种力量不容忽视，它将继续在保加利亚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塑造未来的历史走向。

对于这种异端邪说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我们需要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以更好地理解保加利亚社会的现状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