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王夫差与晋定公在黄池争霸，最后到底谁胜了

春秋时期，诸侯国间的会盟是其进行政治交流与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据《左传》记载，春秋时代的会盟次数至少在百次以上。而在这些会盟中，最为重要且出名的有四次，被史称为“春秋四大会盟”。它们分别是“葵丘会盟”、“践土会盟”、“黄池会盟”与“徐州会盟”。这四次大会盟都产生了春秋时期的霸主。

其中，“黄池会盟”的背景是吴国崛起后，与中原老牌霸主晋国争夺领袖地位。吴国的强势表现在其击败了楚国都城，并几乎使楚国灭亡，之后又打垮了越国。在这种背景下，吴王夫差与晋定公进行了黄池会盟。

关于黄池会盟的霸主之争，成为一个千古之谜。这一谜团主要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其中的描述让人对最终谁成为霸主产生了困惑。《史记》中的多个地方都描述了吴王夫差与晋定公争夺领袖地位的场景，但结果却描述得模糊不清。

当我们寻找答案时，不能仅依赖《史记》，还需要参考其他经典史书。《春秋左传》是我们寻找答案的重要参考。作为儒家经典之一，《春秋左传》的名气大，且其成书时间早，更接近历史真相。

《春秋左传》并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春秋公羊传》和《国语》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春秋公羊传》强调了吴国的地位，而《国语》则详细描述了黄池会盟的经过，强调了吴国在会盟中的优势。从这些史书的描述来看，《史记》的内容似乎存在混乱之处，不能作为准确的评判标准。相比之下，《春秋左传》虽然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价值，但也难以独自决定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各大史书的描述，以求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从各种史料综合看来，吴国在黄池会盟中似乎占据了优势地位，但确切的结果仍然是一个待解的谜团。司马迁在史料取材方面的确展现了多渠道的特性。对于《史记》这部鸿篇巨制，其涉及的史料来源纷繁复杂，工作量极为庞大。也许是因为此缘故，或者是因为《史记》并非全由司马迁一人独立完成，导致其中的史料出现了前后矛盾的情况。但无论如何，关于吴王夫差成为带头大哥的记录，似乎有着更为可靠的历史依据。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黄池会盟是夫差坐上了霸主宝座的历史时刻。这一观点并非仅仅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简单对比得出，而是深受吕思勉先生的《先秦史》与童书业先生的《春秋左传研究》的启发，同时融入了我自己的思考。

吕思勉先生指出，晋国在弭兵会盟后已经逐渐衰落，而吴国正值强盛之际，晋国已无力与吴国争锋。而《春秋左传》大多采用晋史，因此在记载黄池会盟时，可能存在忌讳和掩饰之处。童书业先生进一步分析认为，《春秋左传》的作者可能与鲁国、晋国及楚国有着密切的关联。他在记录黄池会盟时，可能更强调晋国的威严，压制吴国的声势。童书业先生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即《春秋左传》的作者可能是吴起。因为吴起曾在鲁、晋（魏）、楚效力，并对《春秋左传》有深入研究。而《XX·外储说右上》更是直接提到吴起是卫中人。结合这些观点，《春秋左传》中关于黄池会盟的史料可靠性确实值得商榷。

我的思考则从“黄池”这个地方展开。黄池位于今天的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南部，当时属于卫国的封地，也是中原腹地。吴国在夫差的领导下，敢于深入中原腹地与晋国争夺地位，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夫差已经对晋国的军队不再畏惧；二是晋国的势力在这一地区的控制已经松动，部分国家已经开始倾向于吴国。

《左传》中就有鲁国的子服景伯与吴国谈进贡的对话记载，还有宋国向吴国进贡的记录。吴国多次打败齐国、征伐鲁国时，晋国并未出手相助。这些都表明了吴国的实力已经日益强大。再结合夫差在黄池会盟的种种表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吴国实力水到渠成的体现，也是晋国国力衰落、霸主权力开始旁落的象征。

吴国的这个霸主地位却埋没得很深。一方面，《史记》的记载混乱，其他经典史书也说法不一；另一方面，吴王夫差并没有享受到霸主应有的待遇。与齐桓、晋文、勾践等霸主的显赫不同，夫差在黄池会盟上并未得到周天子的宴请和丰厚赏赐。反而，《国语·吴语·夫差使王孙苟告于周》中记载的是夫差自己派人去向周天子报告自己的功劳，得到的只是周天子的一句祝福和夸奖，并未获得实质性的赏赐。这也让后来的许多学者对夫差是否真正成为了带头大哥产生了怀疑。

更让人遗憾的是，夫差这个霸主不仅没有得到足够的面子，还失去了南方的领土。在黄池与晋定公争夺地位时，勾践却在背后偷袭。从此，夫差的辉煌不再，他的称霸之路也变得坎坷曲折。这样的历史，让人不禁感叹历史的无常和英雄末路的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