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的舞女们是怎样爱国的？多人加入左翼剧

国事艰难之际，中国的士大夫和文人总是对歌伎舞女的爱国情怀抱有特别的关注。那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名句，既被用来谴责统治阶级的麻木不仁、沉迷于歌舞升平，也被用来指责歌伎舞女缺乏国家情怀。但问题在于，即便歌伎舞女有意报效国家，其途径又何在呢？

1933年元旦前后，上海“新世界”举办了一场名为“救济东北难民游艺会”的活动，其中的重头戏是“竞选花国舞后”。游艺会在《申报》上的广告打出，激励舞女们展现爱国情怀，以舞蹈所得来救助东北难民或义勇军。这表明，即便在国势艰难之际，上海的夜生活仍然丰富多彩，社会各界的目光也聚焦于坚持抵抗的东北义勇军和大量流落关内的难民。

在这场游艺会上，不仅有传统的戏曲表演，还能看到左翼剧人的身影。春秋剧社的前身为集美歌舞剧社，其成员包括舒绣文、魏鹤龄等。他们在演出中积极倡导抗日救亡，但曾一度因社会心理的变化陷入经济危机。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下，他们毅然投身戏剧事业，成为左翼剧人的一员。与此一些曾经的舞女如洪逗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她们意识到在民族危亡之际，香艳肉感的歌舞已经不能表达她们的情感，于是她们选择用艺术作为宣传和唤醒民众的武器。

在“新世界”举行的这场救济东北难民的游艺会中，话剧的演出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在一份广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京剧、文明戏《啼笑因缘》、苏滩等等之后，话剧的位置被放在了跳舞选后之后。这表明在当时的话剧市场，话剧的地位并不如其他娱乐形式那么显著。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下，左翼剧人试图将话剧作为一种宣传和唤醒民众的武器，但在演出市场上，话剧的号召力显然不如其他娱乐形式。尽管如此，“救国”是整个社会的共同目标。左翼试图用它来压制都市欲望和娱乐消费；而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寻找与娱乐相结合的方式来表达其爱国情怀。在这场游艺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娱乐形式都被冠以“救国”之名而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演出场所。这也反映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各种力量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并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