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生物学家质疑达尔文进化论

想象一下，每当一封封揭示着达尔文理论错在哪里的激动人心的电子邮件跃入我的邮箱，或者分享关于进化真相的新发现时，如果能因此获得一笔财富，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想，物理学家们可能也时常面临类似的挑战，被各种关于永动机的制造方法或相对论背后深层秘密的“新发现”所困扰。至于我，对于《生命新史》的出版，并没有特别的心动。

这本书的副标题声称有“地球生命起源与进化的全新发现”，封面更是大胆断言“我们的生命历史理解已经追溯到查尔斯·达尔文的时代，但近几十年的科学进步已经彻底改变了旧有的观念”。彼得·沃德和乔·基尔施文克，这两位古生物学家，他们的科学造诣无疑令人钦佩。他们的文字也值得一读。即使是这些真正的科学家，也难免在人性的驱使下，展现出新理论的同时自我吹嘘。

已故的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曾经坚称，他和另一位古生物学家奈尔斯·埃尔德雷奇共同提出的“间断平衡”理论，即一种模糊进化与革命界限的生物学理论，颠覆了自然选择如何进行的传统进化观点。然而在我看来，他或许有些过于自信了。这个理论并未从根本上背离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进化论，而只是强调了进化过程的节奏有时迅速，有时缓慢。

古生物学家们喜欢宣称他们发现的每一块化石都是全新的发现（至少是新物种，如果不是新的始祖），这简直构成了一部荒诞的喜剧。长期以来，由于化石记录的局限性，他们对进化持有一种独特的视角。这些都使我对《生命新史》持怀疑态度，并不认为它能提供关于生命的全新历史。

我们不能忘记达尔文的伟大贡献。他不仅是生物学领域的巨擘，更是地质学的先驱。他的洞察建立在朋友和导师查尔斯·莱尔提出的“均变论”的核心概念之上。“均变论”假定世界（有机体和无机体）通过当前正在运行的过程继续演化，这种想法更好地解释了地质变化，但也要求我们从一个漫长的时间和极缓慢变化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相比之下，之前在地质学界占统治地位的“灾变说”（如“诺亚方舟”时代的大洪水），将化石记录视为新物种诞生与灭绝的证据，通过一系列戏剧性的、突如其来的事件实现物种更迭。最终，“均变论”取得胜利，因为它给予了自然选择足够的进化时间——缓慢但坚定地推动健康的变异积累，“创造”了有机物的世界。达尔文的贡献在于他提出的理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且深刻影响了我们对生命起源和演化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