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等级森严 楚国为什么会越级称王
春秋时期的楚国风云变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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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古的春秋时代,楚国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国度。楚国的人们以崇敬之心侍奉着周文王,他们把他当作父亲一样尊敬。尽管他们忠诚无比,但在华夏诸侯的眼里,他们仍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科长”,甚至被轻蔑地称为“楚科长”或蛮夷。
楚国人的先祖鬻熊,曾侍奉周文王,为周朝的兴盛立下汗马功劳。他的后代们在周朝的地位却始终未能得到提升,依然被束缚在子爵的低位。他们筚路蓝缕,以草莽之身,用桃弧棘矢共御王事,但周天子却没有给予他们应有的待遇。
在周成王的岐山盟会上,其他诸侯都享有尊贵的地位,而楚国却只能做些置茅蕝、设望表的卑微工作,甚至被排除在盟书之外。这种屈辱让楚国的人们痛定思痛,他们发誓要崛起,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历史终于迎来了转折,楚国的首领熊渠以其英明果断领导楚国走出了困境。他引领楚国争霸一方,征服了庸、杨虿等地,使楚国逐渐壮大。尽管楚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们在华夏诸侯中的身份依然卑微,只能被称为“科长”。
熊渠决心改变这一现状。他宣告:“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他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分别成为句亶王、鄂王、越章王,自己则自称为王。这一举动震惊了周朝和其他诸侯国。
随着周厉王的崛起,楚国的霸气不得不暂时收起。面对暴君的残酷统治,熊渠选择撤销王号,继续自称“科长”,这让楚国的自卑情绪更加浓厚。
历代楚国国君都生活在没有面子的阴影中。他们努力寻求在诸侯之间的地位提升,但每次都只能被称为楚子。这种称呼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侮辱。他们坚信只有通过实力才能赢得尊重。于是,他们不断壮大自己,准备随时挑战那些高高在上的诸侯国。终于到了熊通这一代君主,楚国准备再次挑战权威。他们出兵攻打随国并宣称:“我蛮夷也。”他们希望通过展示自己的实力来寻求周王室的尊重。最终随国不堪其压力向周天子建言请尊楚。然而无论楚国如何努力争取地位的提升其始终无法摆脱自卑的影子和摆脱不了那个根深蒂固的标签——“科长”。尽管如此他们始终坚信只有实力才能赢得尊重并一直为此而努力。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在周朝的体制内始终感到自身的地位与其强大的国力并不匹配。当周天子不同意他们提高地位,仅仅将其视为“科长”时,楚国愤怒了。这种情绪在楚熊通的话语中得以体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成王却仅让我以子男之田居楚。尽管蛮夷皆率服,但王却不加位给我,那我就只好自尊耳。”于是,他自立为武王,与随国结盟独立发展。
熊通的愤怒并非无理取闹的抱怨,他追溯历史,强调楚家的祖宗对得起周王室。他的痛斥也不仅仅是因为自己被视为“科长”,更多的是对于制度的不满:“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为何周天子不给楚国国君更高的地位?
这背后的原因与周朝的“五服制度”有关。根据这一制度,根据距离王畿的远近,诸侯被分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和荒服。越靠近王畿的诸侯,对周天子的义务越重;而越远的诸侯,义务则越轻。楚国地处荒服,按照宗法礼制,其国君只能被封为子爵,也就是所谓的“科长”。
面对这样的制度,熊通只能痛骂制度无情。他心中的不满和壮志体现在:“都啥时候了?我已经吊打天下,难道还要以子爵的身份去开会吗?”于是,“我自尊耳”,从熊通这一代开始,楚国国君正式称王,不再受周朝制度的约束。
虽然楚国称王,但在春秋时代,华夏诸侯并不认可。史书中仍称楚国为“楚子”或“楚人”,甚至有时直接称“楚”,把楚国国君从“楚科长”降级为“楚白丁”。但在楚国百姓心中,他们的国君自然是王。
而其他诸侯国,虽然对外仍按照周天子给定的名分称呼彼此,但在国内,他们会给国君戴高帽,无论是公、侯、伯、子、男,一律就高不就低,必须称公。
楚国的越级称王,在华夏诸侯看来是一种蛮夷耍流氓的行为。但这也反映了制度的恶:荒服就只能当“科长”吗?还是因为你们的傲慢,蛮夷就不能融入华夏吗?因此楚国坚持自己的立场,“一以贯之的感情基调是我蛮夷也”,生气了就不玩了,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他们不再受制于周朝的制度束缚,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这种自我认同与独立精神,体现了楚国的强大与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