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法国来华传教士白晋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的

在十七世纪的后半叶，法国殖民势力在海上崭露头角，统领大局。在这一时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了五位才华横溢的传教士，于1687年7月23日踏上了前往浙江宁波港之旅。其中，白晋便是这批传教士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到来，标志着中法外交关系的初始交流。

路易十四眼中，这些会士是搜集罕见中文书籍、开展天文测试的使者。他们于1688年到达北京，其中白晋和张诚被留在了皇帝康熙的身边，深受其喜爱。白晋，这位来华会士，在康熙的直接安排下，对《易经》进行了长达五年的深入研究，这是前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

白晋（1656-1730）年轻时在会学校接受全面教育，包括神学、语言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始于求学时期，并产生了到中国传教的强烈愿望。1697年，他返回法国并在巴黎发表演讲，其中高度赞扬了《易经》的哲学原理，认为其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同样合理完美。六年后，他写出了研究中国典籍的著作《天学本义》，在其中提到了《易经》，致力于恢复“天学”。他的研究兴趣已涉及《易经》，但并未完全专注于此。

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召见另一位法国会士傅圣泽，进宫辅助白晋研究《易经》。这是目前发现的关于康熙安排白晋研究《易经》的最早文献。康熙对此事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多次询问研究进展，并给予具体指导。

在梵蒂冈图书馆保存了有关白晋和傅圣泽研究《易经》的记录，显示两人在认识上产生了分歧。白晋对《易经》中的算术和几何成就感兴趣，而傅圣泽则专注于道教。

白晋作为会士和索引派的主要成员，坚持利玛窦的政策，试图从《易经》等中国古籍中寻找神迹。他认为通过研究《易经》，可以展示与中国文化的契合点，让中国人皈依。教区的反对派对此持有不同看法，认为这样做反而使中国成为天学之源，引发了内部矛盾。礼仪之争是康熙年间中西方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对白晋的研究和康熙的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礼仪之争的深入，梵蒂冈和康熙的矛盾日益加深，传教士内部的分歧也愈发尖锐。康熙逐渐失去了对白晋研究《易经》的兴趣。但白晋的索引主义理论建立在对《易经》研究的基础上，成为中西文化碰撞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他以比较的眼光理解中西两种文化，通过研究中西典籍的相同点来推行其传教目的。他们的研究方式与中国传统方式不同，形成的易学也不是沿着中国传统的方式发展，体现了跨文化的深刻差异。

白晋等传教士的研究手段与目的凸显了他们在华的独特思想体系。他们亲近皇帝、远离中国知识界，通过研究中西典籍的相通之处，以寻找中西文化的交汇点。这种跨文化的交流与研究方式，为中国和欧洲的西方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理解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