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员们的出行看王朝的气数，张居正出行有几

在古代社会，民生问题中的衣食住行，“行”作为交通运输，虽然排在四大基本需求之末，但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在古代中国，人们的“行”，不仅仅关乎出行的便捷性，更是社会地位与尊卑贵贱的直观体现。

在礼治盛行的古代社会，人们的出行方式、交通工具、规模以及装饰，都充分展现了“礼”的内涵。这一点从一位助力于开创“万历新政”的首辅大臣的出行排场便可窥见一斑。他乘坐的32人抬的大轿，无疑显示了他的尊贵地位与超凡影响力。这也成为了他与万历皇帝之间关系恶化的。因为对于皇帝而言，大臣在彰显身份、荣宠等方面的“排场”超越自己，是绝不能容忍的。

在各类演义中，曹操被封为魏王的过程中，最能彰显其政治能量提升的标志，是由皇帝亲自颁布诏书，赐予他一套以车马为主的仪仗用品“九锡”。这些交通工具原本是天子的专属，授权给曹操使用，意味着赋予了他与皇帝相当的政治特权。

古代的交通工具，如马车、大轿等，都是人们脚步的延伸，使人们能够更快速、更便捷地到达更远的地方。在古代社会，人们并不能像现代一样自由选择交通工具。不同级别的人使用的交通工具都有严格的规定。

例如，汉景帝时期，朝廷对“官用”交通工具的使用进行了详细的规范。不仅规定了拉车的马匹数量，还细致到了马车车棚的颜色。不同级别的官员，如俸禄两百担以下、三百担以上、一千担以上的官员，他们所乘坐的马车都有着严格的规定。这种规定不仅体现在色彩上，对于布料的规格也有着明确的限制。

这种对交通工具的规范，从侧面反映出了古代社会的封建等级制度以及王朝的兴衰。每一个朝代都会根据自身的形势对官用交通工具的使用进行改革或规范，以便既能彰显身份，也能适应时代的需求。

例如，东汉初期，光武帝刘秀认为国家刚刚经历动荡，物力维艰，百废待兴，因此规定以成本低廉的牛车作为官用车辆。而在魏晋时期，由于战乱频发，一些新建的朝廷则选择以牛车作为法定的官用交通工具。南北朝时期，官用交通工具的使用更是“异彩纷呈”、花样繁多，如宋文帝出行时乘坐的羊车，虽然载重小、速度慢、行程短，但却能彰显出他的个性和品位。

古代的交通工具不仅是封建等级制度的直观体现，也是王朝气数和兴衰的侧面反映。每一个朝代都在不断地对官用交通工具的使用进行改革和规范，以适应时代的变迁和形势的需求。在古代中国，交通工具的变迁反映了社会的演变和官员们的风尚。在宋朝时期，官用交通工具从马车转变为以骑马为主，这不仅体现了当时交通方式的进步，也反映了朝廷对官员出行方式的引导和规范。

进入北宋，虽然朝廷仍鼓励官员骑马，但乘坐大轿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对于各级官员来说，乘坐大轿更是他们的“标准配置”。与骑马相比，乘坐大轿虽然行进速度较慢，但它却代表了更高的地位和威严。在紧急情况下，官员的行进速度往往能反映出整个统治机器的运转效率和执行力度。

大轿的成本相对较高，需要轿夫来抬行，而这些轿夫的报酬并不属于朝廷财政负担，而是由官员自己承担。一些官员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严和排场，不惜耗费民脂民膏，这也间接加剧了官员的腐败。高级别的官员出行，往往需要更多的轿夫，如果行程较长，还需要中途替换轿夫，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浪费了社会劳动力资源，使原本应该用于生产的劳动力被转移到维护官员的享乐上。

大轿的舒适和气派也反映了当时官员们追求享乐、效率较低、忽视民力的施政风格。在两宋时期经济高度发达的边境的不安和战乱频繁也被后世历史学家称为“弱宋”。从官员乘坐的“官轿”中，我们似乎也能看出一些端倪。

明朝时期，草根出身的皇帝对于铺张浪费、奢靡之风深恶痛绝。明太祖朱元璋意识到官员乘坐大轿与吏治腐败、效率低下、财政负担过重之间的关联，因此他明令规定只有特定的人员才能乘坐轿子。随着明朝中后期朝纲松弛、皇权衰微，这一规定被抛诸脑后，官员们纷纷贪图安逸享乐，甚至出现了张居正乘坐32抬大轿的严重违规行为。虽然不能直接将这件事与明朝的覆亡划等号，但首辅张居正乘坐豪华大轿风光无限，却在清兵入关、明朝灭亡后不久的时间跨度内发生。这似乎预示了一种不祥的征兆。

这种交通工具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尚变迁，也揭示了官场腐败和统治危机的端倪。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历史的预言和象征。在这个过程中，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和命运也在不经意间被这些表面的华丽和繁荣所折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