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鼻条约为什么会是一个假的条约 假条约的原因

《穿鼻条约》：割地问题的微妙纠葛与未解之谜

不平等条约，犹如晚清的独特产物，静静诉说着历史的沧桑与曲折。在这其中，《穿鼻条约》无疑是最富戏剧性的一个。它特殊之处不在于其内容之新奇，而在于其身份的尴尬——这份条约，在清与英国之间，竟然双方都未承认。许多人对此不解，为何一个双方签订的条约，却得不到双方的认可？答案很简单，因为这个条约，从一开始就是虚假的，从未真正签署过。

回溯到1840年，英军舰队逼向天津大沽，提出了领土割让的要求。在《巴麦尊子爵致中国钦命宰相书》中，我们看到了割让东南沿海岛屿的提议。当清廷的谈判代表琦善与英军在天津白河口对峙时，琦善以安抚的态度希望英军先撤回广东，再作商谈。

琦善抵达广州后，面对英方代表义律更加苛刻的条件，他在割地问题上态度坚决，明确表示“天朝从未有之事，其事断不能行”。他的态度并非铁板钉钉的强硬，他在总体上仍对洋人表现出妥协与退让。英军看出了琦善的息事宁人之心，采取了武力威胁和恫吓的手段。

在英军的施压下，琦善收到了一份提议——给予英国人在外洋一处寄居之地，仿照澳门模式自治。但这一提议同样遭到了拒绝。这是琦善第三次拒绝英国人的要求。英军并未放弃，他们攻击大角、沙角炮台，提出了新的条件——以沙角替换尖沙咀及香港等地为寄居之所。此时的琦善面对压力，态度有所缓和，表示可以考虑。

事件的关键点在于英国人要求割让尖沙咀及香港岛等地，而琦善则同意给予寄居之地，仅限于尖沙咀或香港岛之一。我们知道今天的香港包括香港本岛、九龙、新界等地，而琦善所指的“岛”，究竟是何意？是否包含现今的整个香港地区？双方在“给”的定义上也存在误解——英国人理解为割让，而琦善则理解为暂时的租借。

义律或许出于表功心切，或是想先占为据，竟然在未得到琦善正式同意的情况下发布了公告，宣称已经签订了割让香港本岛及其港口的条约。这一公告引发了巨大的震动。琦善对此深感愤怒与失望。而英军一边撤军浙江，一边实际占领了香港。

在后续的谈判中，琦善努力与英方沟通，并拿出了一份条约文本。其中明确了新安县属香港地方一处寄居的规定。但这一文本并未得到英方的完全接受。与此广东巡抚怡良已经密报道光帝，指责琦善私下割让香港给洋人。道光帝震怒之下，下令将琦善押回京城治罪。

这场谈判的微妙纠葛中，始终缺乏琦善的正式签字和关防盖章。也就是说，尽管双方进行了无数次的谈判和修改，却始终未能真正签署一份有效的条约。

对于义律发布的公告，英国同样持怀疑态度。他们怀疑公告发布过早，怀疑割让香港一事并未得到正式条约的支持，甚至怀疑即便琦善签字，也未得到中国皇帝的批准。

关于土地的割让，究竟是真实的割地还是仅仅的寄居权，这个问题在历史的演变中显得尤为关键。与此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如同生米煮成熟饭一般，既定事实已经粗暴地形成。在未签署任何协议的情况下，香港被公开并强行占据。

任何条约的成立与认可，都需要双方的签字以及两国最高领导的批准。显然，《穿鼻条约》并未得到双方的共同签字，更没有得到两国的官方认可。对于这一事件，清朝的道光皇帝认为其内容过于苛刻，充满了屈辱性质，因此对负责谈判的官员琦善表达了要治罪的态度。而英国方面则认为所得利益太少，同样感到屈辱，并对负责人义律表达了不满，要求撤职并召回。《穿鼻条约》只能被视为一份尚未成熟的《穿鼻草约》。

那么，义律为何要将谈判内容提前公告，将其视为条约呢？从多个角度分析，可能的原因有三点。他对清廷施加了压力。清廷对付洋人的策略常常以拖延为主，这种手段让英国人难以接受。义律可能希望通过公告，创造出一个既定的事实，从而快速解决争端，迫使清廷接受。义律可能过于自信。他相信英军的武力强大，在与清军的几次交手中，清军并未展现出足够的战斗力。他认为清廷不敢轻易开战，只会选择妥协。义律急于证明自己。他与堂兄懿律不同，懿律作为海军总司令多年，经验丰富，威望极高。而义律在担任商务总监督时表现平平，自从懿律因病回国休养后，他成为了英军的实际统帅。为了提升威望并证明自己的外交能力，他急于通过夸大《穿鼻条约》来展现自己的成果。

正是基于这些因素，义律提前公布了《穿鼻条约》，并且可能有所夸大。从某种意义上说，《穿鼻条约》更像是英国人意淫的产物，而非真实有效的条约。这段历史揭示了谈判中的复杂心理和战略考量，也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国际关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