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是怎么上位成功的？看看什么叫教科书般的标准操作

关于权力角逐与人事任命：唐德宗上位之路及其背后的微妙权力游戏

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皇帝上位后的操作都如同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唐德宗也不例外。他的一系列举动，仿佛是一场微妙的权力游戏。

唐德宗一上台，便严厉打压宦官集团。结果却是他栽了一个大跟头。经过这一番操作，帝国都城之下，敌人已至。面对这样的局面，唐德宗开始信任宦官，这一转变让官员们急疯了。崇祯皇帝也曾经历过类似的困境，他对宦官态度的转变，反映出在权力角逐中的无奈与困境。

唐德宗在经历一番教科书级的高度认可后，选择逃离长安城。随后，他再次信任宦官，这次官员们无言以对。因为在之前的打压宦官的过程中，帝国几乎陷入无人管理的状态，官员们无法对皇帝的这一决策进行指责。在代宗时代，皇帝甚至纵容、鼓励宦官收受红包，这种行为在光鲜的理论下是国家败亡的标志，但从权力运行的角度看，这是加强宦官系统权威的一种手段。

各军政长官愿意给宦官塞红包的原因无非两点：一是害怕宦官向皇帝说自己的坏话，二是希望宦官能为自己说好话。这种心理使得各军政长官在权力竞争时争相讨好宦官，皇帝因此有机会收回人事权力。这种权力的回收与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宦官的态度，从而在各职务竞争中刺激人们更加讨好宦官。皇帝的权力在这种手段下得以增强，但这也让皇帝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地位。

在唐德宗的操作中，削减中央的一部分隐性收入也是重要举措之一。但在历史阶段中，皇帝生日、过节或官员到中央报到时，地方大佬给皇帝孝敬银子成为常态，甚至有的皇帝还通过蒲戏等方式获取钱财。这种看似贪财的行为实际上是皇帝变相让藩镇纳税的一种方式，因为这笔钱交给皇帝后，会放到宫廷库房里。

中央与地方一直在争夺税源，当中央税收力量不足时，通常会采取与地府大包干政策。换言之，每年给中央交纳一定银两后，剩下的钱归地方所有。这种权力游戏背后反映了中央与地方在财政和人事任命上的博弈。

唐德宗上位之路及其背后的微妙权力游戏是一场复杂的角逐。在权力与人事任命的争夺中，皇帝不得不采取一些手段来增强自己的权力，而这些手段的背后则反映了权力的运行规则和皇权的被动地位。在这场游戏中，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都在为了各自的利益和目标而奋斗。当地方势力壮大，对“税”字心生反感时，皇帝的智慧便显得尤为重要。皇帝选择用一种更为微妙的方式，将税收融入地方与中央的交往之中。

试想，皇帝将自己的生日、结婚或是其他重要节日，作为与地方官员交流的契机。皇帝不直接言明要求税收，而是婉转地表达，在佳节之际，希望地方官员能送上心意。这样的做法，避免了直接的冲突和敏感话题，让地方大佬更容易接受。

人们看到这种情形，或许会戏谑地感慨皇帝似乎对金钱有着过分的渴望。当我们深入思考背后的逻辑时，便会发现其深意。皇帝通过这样的方式，巧妙地将财政需求与地方交流结合起来，使得财政困境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这种策略运用得恰到好处，既能满足中央财政的需求，又能维护地方的利益和情感。

谈及宫廷库房，人们往往容易产生误解，认为那是皇帝腐败的源头。实际上，这些钱财依然是中央财政的一部分，只是由皇帝直接掌控。在安史之乱后的大唐时期，藩镇仍需向皇帝献上贡品。在诸如元旦、冬至、端午以及皇帝的生日等重要时刻，藩镇都会竞相贡献。这些贡献既是礼节也是忠诚的表现。这种行为在历史上受到批评和指责。但从现实角度看，这是皇帝在财政上的策略选择。

地方藩镇在反对中央向其地盘渗透时，常用的理由就是皇帝逼迫其压榨百姓来收取贡品。这种现象中蕴含了复杂的利益博弈和权力争夺。实际上，皇帝通常会在幕后施展策略来保持自己的利益与权威。例如唐德宗在位时不再接受地方大佬在特定节日的孝敬银子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明白公开接受高额贡献会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和误解。因此他选择闷声发大财的策略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与权威。同时晚唐皇帝在处理权力争夺时也会采用一些看似违背常规的策略如让宦官掌握军权、财权等尽管这在教科书中被视为错误的行为但在现实操作中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毕竟宦官、朝臣、军人都是人无法简单地将他们归为邪恶或正义的代表舆论争夺战中宦官往往被视为邪恶化身但这并不代表皇帝信任重用他们就是错误的决策。相反这可能是皇帝在复杂权力游戏中的策略选择。总的来说皇帝在处理与地方势力的关系时不仅要考虑道德原则还要考虑现实利益和政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