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分不清哪里是租界，哪里是中国地界？很简单教你如何区分！

近代上海，以其独特的地位和风貌，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说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那么上海无疑是这场变革的先锋城市。作为通商口岸，上海与内地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气，仿佛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罗志田引用的内陆省份山西举人刘大鹏的说法，形容内地与上海的巨大差异——“中国渐成洋世界”。这种洋世界，最先、最集中地体现在上海的城市发展和人们的文学想象中。

1842年，上海开埠，从此，这座城市的命运与东西方交流紧密相连。它不仅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更是两种文明的碰撞之地。上海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的现代化之都，不断重塑自己的城市面貌，与时俱进。

当同乡好友向《新上海》的叙事者陆士谔提出到上海一游的建议时，陆士谔回信表示，上海的时髦世界与传统士人的气质格格不入。事实确实如此，那些习惯了传统生活的中国士人，一旦踏入上海，往往会因为无法适应这里的现代气息而感到不适。比如那位游览上海后“气也气死了”的友人，只好无奈返回家乡。

李欧梵用“摩登”一词来描绘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性。上海的现代化建筑，如银行和办公大楼、饭店、教堂等，不仅是西方霸权的象征，也代表着近一个世纪的中西交流所留下的印记和变化。这种与西方的亲密接触对文学的影响显而易见，城市体验成为城市作家的文学母题之一。而这些精彩的城市文本得以呈现的物质基础，正是得益于现代印刷术和近现代出版业、传媒业的发展，这些同样是西方文明的产物。

上海人对西方现代性的物质形式的接受经历了一个过程：初时惊讶，接着是诧异，随后是羡慕，最后是效仿。上海的城市文学也经历了类似的经验变化。从清末民初小说中对“西洋景”的震惊体验，到现代作家以欣赏、羡慕的眼光展示上海的摩登面，再到将西洋元素作为建构城市品格的素材加以利用。这些丰富的小说文本共同构建了精彩的“上海传奇”。

在晚清时期，上海的租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这里既有中国被屈辱的痕迹，也有对西洋人治理租界、维护城市秩序的由衷赞叹。租界的繁荣和秩序井然让初来乍到的游客印象深刻。由于租界属于“洋人世界”，其条例与内地截然不同，因此游客在这里稍不留神就可能闹出笑话甚至闯祸。晚清小说中对租界的描写心态复杂，既表达了对租界的屈辱感，也表达了对租界治理能力的钦佩。在小说中，甚至连瞎子乞丐都能分清哪里是租界，哪里是中国地界。这种复杂的情感和对租界的认知共同构成了晚清上海小说的独特风貌。上海以其独特的地位和丰富的历史背景成为了文学和历史的交汇点。通过深入挖掘其历史和文化内涵可以发现更多有趣的故事和深刻的见解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解读。《人海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P306上的一篇文章引发了深思。陆士谔在其中指出，中国与西方在特性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他在《新上海》与《最近官场秘密史》这两部作品中反复强调了这一观点。陆士谔认为，外国人注重长远眼光，经常致力于修理马路，这样做既经济又便利，行人也能享受到平整的路面。中国人似乎更关注建设，却忽视了修理的重要性，目光相对短浅。这种差异不仅仅体现在道路修建上，更是渗透到了各项事业中。

就在一位刚从内地来的好友梅伯，被上海的美好风光所吸引，他心旷神怡地欣赏着这座城市。问题很快浮现出来。江边摆放着几把公共椅子，梅伯想坐下来欣赏江景，却被上海的朋友告知这些椅子是租界当局提供的，任何国家的人都可以使用，唯独中国人不能坐。更令人震惊的是，上海那些公众游憩的场所，如公家花园和跑马场，外国人可以自由出入，而中国人却像受到了严格的界限限制，无法跨越雷池一步。甚至各洋行的门口，中国人也不能从正门进出，只能走后门。

这一切在《新上海》的篇章中得到了生动的描绘，P56页上的文字将租界作为西方形象的代表，展现了其在上海通俗小说中的双面性。租界无疑是进步的、文明的，但它似乎并不是为中国人准备的。它仿佛是在中国的“另一个世界”，这一特殊的存在让中国人感到既羡慕又无奈。

梅伯的遭遇反映了租界时代的上海社会现实，同时也揭示了西方文明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尽管西方文明带来了许多先进的元素和进步的力量，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完全融入中国社会，也没有真正实现平等与共享。这种现象不仅仅在上海存在，更是当时中国各地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这部作品通过生动的叙述和丰富的细节描绘，使读者深入了解了这一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现实和人文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