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见深在位期间，有哪些为政举措？

明宪宗朱见深：一代明君的治国之道与三大弊政的挑战

朱见深，明朝第八位皇帝，年号成化，他在位长达二十三年。作为长子，朱见深的生母是孝肃周皇后。自正统十四年（1449年）后被立为太子，经历波折，天顺八年（1464年）终于登基即位。

朱见深继位之初，便展现出明君的形象。他冤狱，恢复于谦之子的官职，不计曾被废黜的太子身份，以德报怨，恢复景帝帝号，并追谥为恭仁康定景皇帝。他还重修景帝之陵寝，赢得了朝野的赞誉。

朱见深任用的少保、华盖殿等人才济济，阁臣中有彭时、商辂等人，使得朝政相对清明。这些辅臣的帮助，加上朱见深的一系列措施，共同构成了其治国之道的基础。

朱见深的统治时期也面临着一些难题和挑战。荆襄地区的流民问题便是其中之一。这一问题困扰着中央，每当灾荒、战乱，这一带就会聚集大量流民。朱见深通过设立郧阳府和郧阳抚治等措施，解决了这一难题。

西南地区的乱局、威宁之狱、绝道海路以及三大弊政（西厂、皇庄等）也是朱见深统治时期的挑战。西厂的设立扩大了特务的职能与侦察范围，加强了皇帝对特务组织的偏爱。皇庄的设立则是为了满足皇室奢侈的生活需求。这些弊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皇室的利益需求，但也带来了不少负面效应，如特务气焰嚣张、大臣受辱等。

朱见深是一位有所成就的明君。他在位期间政治清明，缓和矛盾，重视民生问题。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弊政的困扰。尽管如此，他的治国之道仍然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无论是面对流民问题还是三大弊政的挑战，他都展现出了明君的智慧和决断。他的事迹和成就，将永远被铭记在明朝的历史中。天顺八年（1464年），朱见深将宦官在顺义拥有的田地没收，并设立为“皇庄”。但这个皇庄并非只是皇帝个人的土地，它还包括了皇帝、后妃、皇太子及在京诸王的田地。也就是说，这是皇帝及其家族的共同财产。一旦皇子被封为诸侯王并离开京城前往封地，他们在封地所获得的田地就不再属于皇庄。

皇庄的设立实际上开启了明代土地兼并的先河。朱见深的皇庄迅速扩张，遍布顺义、宝坻、丰润、新城、雄县等地。皇帝的行为被其他贵族、勋戚、宦官所效仿，他们纷纷请求皇帝赐地，于是有了王田、官庄等。虽然嘉靖初年曾试图在表面上废止皇庄，改称为官地，但实质并未改变。宪宗设置皇庄的行为，无疑是在与民争富，严重损害了王朝统治的经济基础。

同年二月，朱见深下了一道诏令，任命一位名叫姚旺的工人为文思院副使，这标志着“传奉官”制度的诞生。“传奉官”是指那些未经正常选拔程序，而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这一制度违背了常规选拔程序，却往往因为满足皇帝或后宫某人的意愿而被实施。这一举措带来了三个严重后果：

皇帝开始将官爵视为私人物品，只要喜欢，就可以随意任命官员，破坏了皇帝与官僚之间的平衡。宪宗常常一传旨就授予数百人官职，这使得官爵从“天下公器”变成了“人主私器”。

由于传奉官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官职。在一个以文官为主的中，混杂着一大批出身各异的官员，这必然导致的文化认同性问题加剧，运作中的冲突也随之加剧。而且，大多数传奉官是一些侥幸之人，通过结交宦官或行贿的手段取得官职，他们的在职也大大败坏了吏治。

由于传奉官是由宫中旨意直接传授，且无需经过吏部覆核，掌握宫中大权的太监就可以借皇帝之名，谋取私利，甚至卖官鬻爵。传奉官的泛滥引起了官员们的普遍不满。成化十九年（1483年），御史张稷上疏指出传奉官给朝政带来的混乱。他控诉说，自从有了传奉官之后，文官中竟然出现了一字不识的人，武官中甚至有人从未碰过弓箭。官员们纷纷要求淘汰传奉官员。虽然宪宗偶尔淘汰一些传奉官，但总体上授予的还是要比淘汰的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朱见深恢复了马政。明初的马政在经历了一段衰败期后，朱见深通过设立纳马赎罪，正式将其归于司法条例，使得明代马政在成化时期得以恢复元气。马匹数量的增多，也为明代北方军队的机动性提升奠定了基础。

朱见深在位初年，国家经济和政局动荡不安。他整顿军队，从京军入手，多次进行军队整顿，并确立了十二团营制度。他将四十万京军划分为精锐团营和候补军队，老弱病残互相填补，并清查军中劳役状况。对于有劳役重负和隐匿情况的军人，明宪宗进行了减负和清查处理。这一系列举措为明代的军事复兴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