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到底会不会缺菜-

菜篮子背后的民生账与经济账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升级，深圳与成都两地的市民纷纷涌入超市和农贸市场，抢购蔬菜与肉类，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场抢菜潮背后，实际上反映出了人们对“菜篮子”问题的关切。这不仅是一笔经济账，更是一笔关乎民生与安全的账。

在疫情影响下，面对可能出现的买菜难问题，不少超大城市都曾出现囤菜热潮。事实上，粮食安全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和政治问题。同样，“菜篮子”安全也是如此。对于超大城市来说，能否提供充足的蔬菜，尽可能优先、就近满足本地需求，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些超大城市的自给能力。蔬菜自给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城市的物资供应能力。对于产业结构调整较早、农业占比普遍较小的超大城市来说，保持足够的蔬菜自给率是一个挑战。但成都的案例告诉我们，只要策略得当，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成都作为一个超大城市，其农业并未被“优化”掉，相反，成都通过发展都市现代农业，成功保障了当地的农产品供应。在成都下辖的县级彭州市，不仅是全国主要的“南菜北运”和冬春蔬菜生产基地，也是西南最大的蔬菜交易中心。在彭州的支撑下，成都的蔬菜自给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并非所有超大城市都有如此强大的后盾。但总体来看，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的蔬菜产量都远高于其消费量。这意味着，从全国范围来看，“菜篮子”其实是丰盈十足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掉以轻心。毕竟，蔬菜的供应与消费是动态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有条件的超大城市应该想方设法提升蔬菜自给率，以确保在特殊情况下能够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除了供应问题，我们还需要关注消费端。在人均蔬菜消费量方面，重庆、湖北、北京、四川、天津等省份位列前茅。这些地区在保障蔬菜供应的也需要引导市民合理消费，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菜篮子”问题不仅仅是一笔经济账，更是一笔关乎民生和安全的账。超大城市需要未雨绸缪，提高蔬菜自给率，确保在特殊情况下能够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也需要引导市民合理消费，共同维护“菜篮子”的安全与稳定。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关乎每一个人生活质量和安全感的问题。城市的菜篮子：自给自足与流通共舞

在繁华的都市中，蔬菜自给率成为衡量城市生活供应稳定与否的重要指标。如今，上海、广州等大都市在蔬菜自给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

上海，常年蔬菜自给率保持在40%，绿叶菜自给率更是高达80%。而广州，其蔬菜自给率更是常年达到100%，成为其他城市的典范。北京也在近年来逐渐提升蔬菜自给率，从2010年的10%回升至2021年的15%，展现出稳定的供应态势。

对于超大型城市来说，保障蔬菜供应并非易事。在特殊情况下，如突如其来的“抢菜潮”，城市需要迅速应对，确保蔬菜供应不间断。成都和深圳便是如此，他们通过加大蔬菜调拨通道、从各地蔬菜基地紧急调货配送等方式积极应对。尤其是山东，作为蔬菜种植大省，其背后拥有一套完善的蔬菜流通供应链，使得蔬菜能够迅速、高效地到达消费者手中。

山东的寿光，被誉为“中国蔬菜之乡”，其成功的背后是一套“一站式服务”的蔬菜产业链。财经作家秦朔在寿光的考察中发现，许多地方的农产品通过寿光进京销售，享受到大市场带来的红利。寿光是蔬菜信息、价格、营销、物流、储存和加工的高地，不仅是集散中心，更是价格形成中心、信息交流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

而这，正是“菜篮子”工程的重要一环。自1988年开始的“菜篮子”工程，旨在解决各类副食品供应紧张问题，提高流通能力是其关键内容。眼下，随着一套健全的流通体系在超大城市的形成，城市副产品的供给水平得以大幅提升。数据显示，农副产品市场已成为城乡的农副产品流通大动脉，覆盖所有大中小城市，其中80%以上的鲜活农副产品是通过批发市场提供的。

对于超大城市而言，健全的流通体系与提高城市自身的蔬菜生产能力同样重要。不同地理位置的超大城市，通过南菜北运、北菜南运等方式，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局部地区的蔬菜减产或运输中断，虽然可能短暂影响供应，但在物流畅通的情况下，大城市不会长时间缺乏蔬菜。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稳定大中城市的常年菜地保有量，推进设施蔬菜与南菜北运基地建设，提高蔬菜应急保供能力。这意味着，未来城市在保障蔬菜供应方面将更加得心应手。

城市的菜篮子问题不仅是生产的问题，更是流通的问题。只有两者结合，才能实现城市的菜篮子自给自足与流通共舞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