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威震欧亚的大辽契丹军队是贵族私人财产

回溯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王朝，那就是赵匡胤开创的宋朝。不同于其他王朝的是，它的开创者赵匡胤并非纯粹的文人或贵族子弟，而是一位职业军人，以军功起家，创立朝代时仍是现役的高级将领。他的前辈们，同样出身于军旅之中，武艺高强，在战场上屡立战功。赵匡胤本人也精通武艺，骑马射箭皆是一流高手。他对于军事的重视体现在亲自监督制造战舰、训练水军、研究炮车，甚至亲自教授医术，剔除医术不精的医官。他的事迹被后人称为“艺祖”。

宋朝一直有一块心病，那就是“燕云十六州”。这一地区对于宋朝来说至关重要，军事地位显著。元人有诗云：“石郎作帝从珂败，便割燕云十六州。”这十六州中的幽、蓟等七州在太行山北支的东南，称为“山前”，其余九州在太行西北，称为“山后”。如今的内长城，自居庸关向东延伸，在太行山脊分为一支，延伸至朔州以西再与长城汇合。

失去“山后”的宋朝尚有内长城的雁门关寨可守，但一旦失去“山前”，河北的防线将全面崩溃，契丹骑兵便可沿幽蓟以南的平原直冲河朔。后晋为求自保，借契丹之力灭了后唐，但燕云十六州却成了契丹的“利息”。这一地区农业发达，文化繁荣，对契丹而言具有重大意义。契丹统治者将其视为腹地，在此建立了南京，并以大国姿态屹立于宋朝对峙的北方。

当年的宋朝曾两次试图收复燕云地区。第一次是在太宗时期，太宗意图一举收复失地，但辽军的援军及时赶到，高梁河一战大败宋军。第二次北伐虽名将云集，但辽军在歧沟关大败宋军主力，先前收复之地全部失守，“雍熙北伐”再次以宋军的溃败告终。这两次失败让宋朝君臣产生了严重的恐辽情绪。

此后，宋朝开始调整其内外政策。淳化二年，太宗曾向大臣坦言：“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是边事，都可以预先防备。”这标志着宋朝开始确立“专守防卫”的政策。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宋朝对辽由攻转守，放弃武力收复燕云，转而依靠沿边河道的防御措施与辽朝对峙。尽管辽朝也曾对宋展开攻势，但并未得到太多便宜。

历史的转折总是伴随着新的挑战与机遇。宋朝在面对内忧外患时调整了策略，开始了新的防御建设。尽管失去了部分领土，但宋朝依然坚韧不拔地守护着其疆土和人民的安全。这种坚韧与决心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澶渊之盟：双赢的智慧与和平的力量

在政治的舞台上，妥协是一种艺术。无论是宋朝经济的繁荣，还是辽朝军队的骁勇（尽管宋军数量仅为辽朝的十分之一），双方都明白，谁也无法完全消灭对方，打破这种“南北朝”的状态。于是，与其如此互相消耗，不如坐下来谈判。辽朝提出了一个创新的提议：“我们结婚吧？”

这个“结婚”，并非指联姻，而是指两国缔结和平盟约。辽朝开出的条件有二：一是宋朝每年需支付银10万两、绢20万匹，作为“岁币”；二是归还所谓的“侵占”的瀛、莫二州。对于第一个条件，宋朝的年财政收入高达7000万两/匹以上，虽然初次听起来是个不小的数目，但相较于辽朝入侵对北方的破坏，以及百万级别的潜在战争开支，这个“岁币”实际上是一个相对低廉的和平代价。宋朝权衡利弊后，接受了这一条件。

至于第二个条件，关于瀛、莫二州的归属问题，宋方在谈判中严辞拒绝。辽朝此时已是强之末，求和心切，并未坚持。尽管瀛、莫二州当时已被辽军控制，但宋朝通过这次协议，成功地使辽朝在事实上承认这两州为其领土，并以“岁币”换取了辽朝退出已占领的华北数十州之地。这一协议不仅为宋朝带来了和平稳定，也为辽朝带来了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双方共同申明永结同盟，由大宋皇帝赵桓和大契丹皇帝共同签约，开启了长达120年的和平共处时代。

在这和平的阳光下，文化与和平的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契丹民族虽然在军事上未被汉族征服，但却被汉文化所深深同化。这些文化元素最终大多融入汉族之中，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注入了新的活力。

而在辽国的早期，贵族私家武装是其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军队始终是贵族的私人财产，为国家战争服务。皇帝会向贵族发出征兵令，而贵族则有义务出兵参战，并自己提供士兵所需的一切物资。这种军事制度在当时具有鲜明的特点，贵族军成为辽国早期对外用兵的主力军。他们不仅在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在国家政治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独特的军事体系与和平时期的繁荣相辅相成，共同见证了辽国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