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父子三人浴室住一年,武大郎竟然是有房一族

现今的年轻人谈及购房，无不头疼。无论是在一线、二线还是遥远的小县城，购房总让人觉得与收入存在巨大差距。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想起古代的文人墨客在面对住房问题时，也同样是一筹莫展。

在宋朝时期，文人谈及住房，简直是一场比惨大会。以公元1057年的四川老伯父子为例，他们进京赶考却无房可住，只能在太平兴国寺的浴室栖身达一年之久。这三人便是大宋文坛的半壁江山——著名的“三苏”父子：苏轼、苏辙与其子。彼时他们尚未成名，生活惨淡。成名后虽有了官职俸禄，但在帝都开封购买房产仍是难题。苏轼为儿子的婚事着急，只得找朋友借房子。而苏辙为官多年，直至七十岁才在许州圆了购房梦。

不仅是“三苏”，其他文人的境遇亦大同小异。他们的老师，自24岁考中至38岁担任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始终租房度日。其居住环境之差，从给朋友的信中可见一斑：“出门愁浩渺，闭户恐为潴。”即使是苏轼的学生，如秦观、张耒和晁补之等，在帝都租房也是常态。北宋名臣曾说，当时部门的官员租住房屋是普遍现象。

令人惊讶的是，一个卖炊饼的小贩——武大郎，却凭借自己的努力买了房子，并养得起一个不工作的漂亮老婆。他在县（衙）门前购置了两层四间房屋，居住环境甚是干净。这令那些文人墨客们有些郁闷，难道读书真的不如卖饼吗？

那么，宋朝的文人为什么买不起房呢？

尽管宋朝被视为最优待知识分子的朝代，但文人们购房困难重重。宋朝穷人有机会当官，却对官员购房有所限制。穷人通过读书走上仕途，如欧阳修四岁丧父，家境贫寒无法负担纸笔，只能以芦苇为笔在地上学字。他们本就无法购房，只能选择住公房或租房。对官员购房采取“实封投状”的方式出让国有房地产，但为防止舞弊，规定普通居民和不在任的官员可购买宅舍，现任官员则不得购买。官员任期短暂，频繁买卖房产确实不划算。

宋朝提供免费的官舍和公家出租房以解决部分地方的住房问题。尽管不实行分房制度，但对于部分地方官，会提供免费官舍，附带生活设施和家具。但这些官舍一般仅限于高官或实权官员。低级职位或贬低的官员则只能租住公房。公房分为直管房和自管房两种，分别由专门的部门进行管理。

再次回到开封府的问题，这里的房价之所以高得离谱，是因为开封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中心，土地紧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到了北宋末年，想在开封买一处房产至少需要花费数十万贯。这对普通民众来说是天文数字。因此即使是文人墨客们也会为住房问题发愁不已。那么武大郎为何能有房子呢？关键在于他选择了五线城市并采用了“典房”的方式而非普通购房。“典房”是半租半售的方式让武大郎得以低价获得房屋使用权并避免了骚扰。因此虽然武大郎夫妇从事的是小生意却也能拥有自己的房子过安稳的生活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不同命数。相比于读书苦行艰辛靠头脑和勤劳同样能获得属于自己的家园和幸福！典房：一种古老而独特的房产交易方式

典房制度，源自宋代的一种特殊制度，可说是半租半售的房产交易模式。当房主有一栋闲置的房子，又不想将其卖掉时，可以选择将其典出。出典人即房主，将房子典给典权人，比如武大郎，并收取一定的典价。这笔典价大约相当于正常房价的一半，武大郎则获得十年的房产使用权。

十年期满后，如果出典人经济情况允许，可以选择赎回房子；如果资金不足，可以选择续约或者让武大郎增加典价实现卖断。这种制度对于古时的房主而言，既能解决房屋闲置的问题，又能在需要时灵活赎回。而典权人则可以长期安稳地使用房产，无需担心房东的提价或驱逐。这种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租售同权”的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至今还有一种与典权相似的住房长租制度，被称为“传贳（shì）”。学者们普遍认为，典权制度对朝鲜半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从中国传入的典权制度孕育了今天的“传贳权”。

自古以来，以家庭为单位的定居生活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一旦迁居他乡，尤其是像大城市这样的繁华之地，总会面临诸多挑战。面对这样的生活变迁，典房制度提供了一种灵活而实用的解决方案。无论是房主还是租房者，都能在这种制度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出路。

这一古老的制度不仅展现了人们对房产交易的智慧思考，也体现了对居住稳定性的重视。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一古老的制度中汲取智慧，为现代人的生活提供更多的启示和可能。